朴远培 企划特辑组次长手机用户已突破1800万人。仅3月一个月就有300万人加入这一行列。据说从4月起取消终端机补贴带来的“特殊行情”起了很大作用。随着手机人口爆发式增长,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那就是“手机负面功能论”的凸显。手机服务企业和使用者正集中受到政府政策与舆论的牵制和批评。由手机引发的“问题”是一天都不缺的新闻。从服务企业的立场看,虽然也有很多“委屈的事”(在其他行业也大量出现),但在手机上被格外放大。 看到这一现象,便让人想起汽车。90年以后汽车走过的“险路”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汽车大众化时代正式开启)→▲第二阶段(汽车负面功能集中凸显)→▲第三阶段(抑制汽车供给政策)→▲第四阶段(使用者费用负担加重)。 进入90年代,汽车一年普及超过100万辆。关于汽车的负面功能论成了一天都不缺的常客新闻。汽车是“奔跑的凶器”。政府以此为由竞相推出各种管制措施。普及量突破1000万辆后,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的管制达到顶峰。 再看现在。汽车使用者从购买到使用必须付出“世界最高的代价”。附加在汽车上的税有13种之多。作为单一品目的税收,这是世界纪录。种类多,税额也属“世界顶级”。其火星蔓延到相关产业。汽油上加征目的税性质的交通税乃至教育税,消费者价格中近80%是税。当然,无论比率还是金额都是“世界顶级”。 从汽车走过的路来看,手机现在可视为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时点。全体国民三分之一以上所享受的手机便利性和经济效果却无人提及一句。而且取消了终端机补贴。从企业立场看,这本可是减轻消费者初期负担的优惠。况且这是消费者自主意愿下的选择。 正如汽车那样,加诸手机的各种管制和压力再次向我们抛出严肃的问题。限制企业开展多样营销活动的权利和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的政策是可取的吗?对相对贫困的人群,以及今后将享受移动电话优点的新一代增加更多负担的政策是可取的吗?还有,通过炒作负面功能舆论而导出消费者负担这一结论的政策是否妥当? 即使大家都认同服务企业在“手机管制论”面前难以完全免责,那也不应被用作消费者负担和管制的逻辑。
1999-04-02
[东十字阁] 汽车与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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