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商工会议所常任副会长金孝成随着社会从以往的供给者主导型社会迅速转向消费者主导型社会,我国正在运行可谓世界上最为先进、完备的消费者保护法。 去年年末,消费者团体还获得了向企业索取信息提供的权利。不仅如此,政府扩大了消费者对审议、决定政策的各类委员会的参与,最近又制定了召回制度的具体程序,采取措施激活该制度。政府更进一步,作为顺畅推进消费者损害救济政策的一环,正推动在今年消费者保护综合政策中于下半年引入产品责任制度。 面对层出不穷的制造、销售商广告,消费者在缺乏充分商品知识的情况下,往往仅凭对商品品牌的信赖购买产品,这是普遍倾向。为纠正商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我国正在构建多层面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但考虑到产品责任法带来的经济、社会连锁效应与影响,我认为有必要慎重引入。 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PL)是指“因产品不具备安全性而致该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或第三方的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害时,制造商、销售商等参与该产品制造、销售的主体所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正如“由过失责任转向缺陷责任”这一口号所示,该制度不追究制造者的故意或过失,只要证明产品缺陷的存在以及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制造者即须赔偿全部损失。 该制度旨在为消费者提供适当的损害补偿并确保产品安全性,但会伴随成本,而正如美国的经验所示,这种成本可能极为庞大。 美国商务部指出,本国企业支付的产品责任成本比外国企业高出20至50倍。例如,美国汽车价格中的产品责任成本为500美元,而进口车仅为50美元;在台湾仅12美元的肝炎疫苗,在美国价格高达160美元。 产品责任成本首先以应对产品缺陷损害赔偿的保险费、就有无缺陷发生争议时的诉讼费用、产品检验与安全管理费用、产品召回等形式加诸企业,但最终这些成本会转化为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并削弱国际竞争力。此外,滥诉导致诉讼费用增加、损害赔偿金额规模庞大,令人担忧社会成本的增加会超过消费者利益。 产品责任成本的上升虽可为强化提升产品安全性的研发努力提供诱因,但另一方面,消除或承担新产品、新产品设计所伴随风险的成本过高,也可能使研发萎缩。 据美国一项调查结果(CONFERENCE BARD),该制度不可预测的性质与过高的责任成本对企业研发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当多的企业中止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并决定不再销售新产品。 产品责任法必然会提高安全性,但我国工业品质量管理水平现状是,即便最顶级的工厂也仅以不良率100PPM(每百万个100个)为目标,因此预计技术力与质量管理薄弱、缺乏充分应对能力的中小企业将受到严重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准备20年之后才于1995年实施该法。日本本可以更早引入该法,但它按自身考虑,尽可能推迟引入,直到中小企业具备世界级竞争力。 我国在引入该法之前应先具备的环境基础仍不完善。不仅在经济与意识层面尚未达到可实施该法的先进程度,而且产品责任相关审判机构不完备、具备专业性的法律人力严重不足、产品责任保险尚未开发、产品缺陷鉴定机构与专业人力不足等支撑该制度的环境条件尚不成熟。 结论是,我国经济刚刚摆脱IMF冲击、正在通过景气低点,要恢复竞争力还需2至3年,在此情况下制定并实施产品责任法,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过度的经济与心理负担,令人担忧其成为景气复苏的障碍因素。消费者保护可通过激活召回制度、消费者损害补偿、纠纷调解、强化安全标准等现行各项制度取得实效。因此,产品责任制度的引入时机应更加慎重决定,待我国经济步入增长正轨之后再引入也绝不算晚。
1999-04-02
[特别撰稿] 引入产品责任法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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