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4-03 | 金孝成

[特别投稿] 引入产品责任法应慎重 金孝成(商工会议所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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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从以往的供给者中心社会迅速转向需求者中心社会,我国正在实施堪称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消费者保护法。 去年年底,消费者团体还获得了对企业的信息提供请求权。不仅如此,政府扩大了消费者对审议、决定政策的各类委员会的参与,最近还制定了召回制度的具体程序,采取措施以激活该制度。政府更进一步,作为顺畅救济消费者损害政策的一环,正在推动在今年消费者保护综合政策中于下半年引入产品责任制度。 面对层出不穷的制造、销售商广告,消费者往往在缺乏充分商品知识的情况下,仅凭商品品牌信任而购买产品,这是普遍倾向。为纠正这种商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我国正在建立多角度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但考虑到产品责任法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连锁效应及影响,笔者认为引入应当慎重。 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PL)是指“因产品不具备安全性,致使该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或第三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害时,制造商、销售商等参与该产品制造、销售者所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正如“由过失责任转向缺陷责任”这一口号所示,该制度不追究制造者的故意或过失,只要证明产品缺陷的存在以及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制造者便须赔偿全额损失。 该制度旨在为消费者提供适当的损害补偿并确保产品安全性,但伴随成本,而且正如美国经验所显示,这一成本可能非常庞大。 美国商务部指出,本国企业支付的产品责任成本比外国企业高出20至50倍。例如,美国汽车价格中的产品责任成本为500美元,而进口车仅为50美元;在台湾仅为12美元的肝炎疫苗,在美国价格高达160美元。 产品责任成本首先以应对产品缺陷损害赔偿的保险费、就是否存在缺陷发生争议时的法庭费用、产品试验与安全管理费用、产品召回等形式由企业承担,但最终这些成本会转化为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并削弱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可能因滥诉导致诉讼费用增加、损害赔偿金额巨大,使社会成本的增加超过消费者利益。 产品责任成本的增加,一方面可能提供强化研发以提升产品安全度的诱因,另一方面,消除或承担新产品、新产品设计所伴随风险的成本过高,也可能使研发萎缩。 据美国一项调查结果(Conference Board),该制度不可预测的性质和过高的责任成本对企业研发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当多的企业中止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并决定不销售新产品。 产品责任法必然会提升安全性,但我国工业品质量管理水平的现实是,即便最高等级的工厂仍以不良率100PPM(每百万个100个)为目标,因此预计技术力与质量管理薄弱、缺乏充分应对能力的中小企业将受到严重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过20年准备,才在1995年实施该法。日本本可以更早引入该法,但为使本国中小企业具备世界级竞争力,最大限度地推迟了引入。 我国在引入该法之前应先具备的环境基础仍不完善。不仅经济和意识层面的先进化尚未达到可实施该法的程度,而且产品责任相关审判机构不完善、具备专业性的法律人才极度不足、产品责任保险尚未开发,以及产品缺陷鉴定机构与专业人才不足等,支撑该制度的环境条件尚不成熟。 结论是,我国经济刚刚摆脱IMF冲击、正在通过景气低点,要恢复竞争力还需两三年时间。在此情形下制定、实施产品责任法,将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过度的经济与心理负担,令人担忧会成为景气复苏的障碍因素。消费者保护可通过激活召回制度、消费者损害补偿、纠纷调解、强化安全标准等现行各项制度取得实效。因此,产品责任制度的引入时机应更加慎重地决定,待我国经济步入增长正轨之后再引入也绝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