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成信 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前不久国会就外汇危机举行了经济听证会。会上责备了1997年以后负责经济政策的人,并以危机由这些人引发作结。实在令人遗憾。一言以蔽之,把事情拼凑成似乎是由几个人在短期内造成的,与“晴天霹雳论”没有多大区别。然而笔者判断,IMF危机应当在历史中寻找原因。 有人从6·29宣言之后出现的政治、社会无秩序中寻找原因。即从落后的政治行为、社会无秩序、过度的欲求表达、不加分辨的争抢自身份额等之中寻找。笔者也同意这些现象是重要因素。不过笔者作为研究经济的人,在此仅限于经济问题来加以论述。 回顾起来,说我国经济从1986年到1989年堪称梦幻,也不算太离谱。国际收支顺差过大,政府甚至要求企业节制出口,令人有隔世之感。因此在国际社会上,我国确实被公认为各国的经济模范国、一种发展模式。 其中所谓的“三低现象”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80年代初政府打着经济稳定的旗号实行超紧缩、不惜接受低增长,从而奠定了经济稳定的基础,并在日后发挥了力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 问题的启动始于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劳资关系的不稳定,景气从1989年开始下滑。而政府以履行竞选承诺为名,开始推进200万户住宅建设。于是景气重新升温。 200万户建设本身超出我国能力。以我们的储蓄余力无法承担如此庞大的投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再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不过此时尚未到危险水位。 随着200万户建设收尾,景气再度转冷。同时政权更替。新政府高喊所谓的“新经济”,而其中潜藏着更为巨大的问题。助长过度投资的因素正是新经济提供的。 于是1994年、1995年再度出现超级繁荣。其结果是,1996年终于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加之资本自由化,笔者判断这正是造成今日这般局面的原因。 这样的过去给我们重要的教训。所谓不景气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需要不景气。不景气能强化竞争力,为稳定经济奠定基础。换言之,应视为为了前进两步而后退一步。事实上,在景气繁荣时,谁会去强化竞争力、谁会去促成劳资和谐呢?生意本来就好,只会被数落说些没用的话。美国也是在80年代初的严重不景气中完成了结构调整、强化了竞争力。当时美国的失业率曾接近10%。 IMF正是把这一点教给了我国政府。过去在我们周围强调这一重要性的人多得是。但政府对这些人的话敬而远之。国内的人说时不听,IMF的人来说了,就当作金科玉律无条件遵从。这一点不可避免,倒也可以理解。 但这里又有问题。我们说需要的是不景气,何时说过需要恐慌呢?IMF的人制造出了恐慌。说去年堪称恐慌也不为过。于是巨大的痛苦必然在短时间内随之而来。那就是超出预料的低增长和高失业。当然,政府自诩迅速克服了外汇危机。但是牺牲了谁来克服的呢?更有问题的是,牺牲者与造成外汇危机的人相距甚远。 如今政府认为已经挡住了外汇危机。既然如此,在当前状况下为防止第二次外汇危机,必须强化体质,也必须解决失业问题。这一点很难。如果有能同时解决两者的方法,那就是锦上添花。 于是会有人提到风险企业、技术开发之类。说得没错。但这些需要极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样的时间余裕。 因此一个解法是在两者之间取中庸。即一定程度的不景气不可避免。然而政府似乎在考虑明年5%以上的增长率。这是勉强的。必须让3~4%左右的增长率持续一段时间,体质才会强化。虽不充分,失业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代价是时间会拖得较久。
1999-03-03
[时论] 两种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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