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翰承 劳动研究院研究协调室长劳资政委员会成立并运作一年以来,正面临最大的危机。过去一年里,劳资政委员会为克服IMF体制下的经济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事实无人能够否认。加之在过去半个世纪习惯于劳动统制惯例的韩国劳资关系中,劳资政委员会堪称一个值得记录的事件。 这样的劳资政委员会,因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大量失业局面而被逼至悬崖边的劳动界宣布退出,确实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正是在这种时候,笔者认为有必要静心梳理思路,让劳资政委员会得以重生。 从原理上看,我们都有必要正视一点:劳资政三方协商机构始终具有随时可能破裂的特性。以德国为例,劳资政委员会从1967年存续到1976年,因劳动界退出而解体,如今已转向在经济危机时作为战略牌加以运用的方向。 对于劳资政委员会走到这一步,笔者认为需要冷静的自省。政府和资方通过劳资政委员会,在裁员制度和劳动者派遣制度的立法上获得了劳动界的配合,因此本应努力给予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劳方通过参与劳资政委员会,作为政策伙伴的地位得到强化,这一点不能简单抹去,在此情况下一味走向退出,不免有些急躁。政府和资方只关心劳资政委员会的成果,平时却疏于通过充分对话与劳方建立信任关系,难免受到指责。 劳动界作为承担劳资政委员会一极的主体,仅以一年参与的结果为依据,更何况是在IMF体制这一非常经济体制下贸然退出,恐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不必对劳动界退出劳资政委员会之后的结果反应过度。可以认为,劳资政委员会本就具备自愿加入、不愿意即可退出的自律基础。像退出劳资政委员会这样的冲突局面,对于因结构调整而陷入失意的众多失业者来说,也可能起到宣泄不满的作用。不过我们更应关心的是,退出宣言之后工会斗争战略的强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制定细致的对策,避免劳动界上级团体层面的破局对我国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在笔者看来,劳动界因此次退出劳资政委员会而失去了重要的意思表达渠道,因此必然会比政府和资方感到更加憋闷。但要动用总罢工之类的手段,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和基层工会的响应程度来看,也并不那么简单。 劳资政委员会如今在劳动界一极退出的情况下,应尽快再一次进行基本的体制整备。在这一新的框架中,政府和资方应运用过去一年的经验,从原点重新思考构建信任的多方面方案。而劳动界在使用退出劳资政委员会这张牌、向内外展示了劳动界力量之后,现在应恢复冷静,不要失去冷静,以免招致破局。 劳资政三方应正视我国外汇危机尚未结束这一事实,不要失去负责任的态度,以免刚刚萌发的经济复苏幼芽被折断。
1999-02-25
[时论]劳资政委员会应从零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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