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韩国人是谁”这一话题的外国人著作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国民性,考察不变的内在意识层面比考察政治、经济上变化的外在层面更为重要。因为内在意识结构是决定日常生活的主要因素。19世纪末,有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国王顾问等记述韩国国民性的书籍。美国教育家荷默·赫尔伯特称赞说:“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中间型,兼具两者的优点——冷静的理性主义与热情的感性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民性相同。”曾任高宗顾问的美国人威廉·桑兹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我确信,在有节制的统治者和官吏、正直的政府之下,韩国人会成为优秀的国民。” 法国传教士夏尔·达莱指出,韩国人的优点是尊重人类之爱、热情待客、坚韧与勇气等,缺点是男女风纪混乱、缺乏经济伦理、顽固与急躁、暴饮、爱说闲话、在聚会上大声说话等。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英国人迈克尔·布林的著作《说说韩国人》和日本人池原护的《韩国·韩国人批判》似乎对反思我们的国民性有所助益。 作为《泰晤士报》记者在韩国度过15年的迈克尔·布林指出:“韩国人在抒情且热爱崇高这一点上与爱尔兰人相似,具有强烈的情感与节制的艺术感觉、精神上的健康以及对家庭的献身等优点;但生存的强迫观念、秩序意识的缺乏、攻击性的性格、排斥外国人和不体谅他人则是问题。” 池原护也表示:“韩国国民性有头脑优秀、人情味浓等优点,但也存在缺乏羞耻心、只挂在嘴上的义气、把孩子养成无赖的家庭教育、逃避责任与找借口、炸弹酒、缺乏公共道德和交通法规遵守意识等问题。”他尤其抛出了令人震惊的言论:只要作为社会生活骨架的道德与秩序得不到端正,韩日之间的差距今后将进一步拉大100年以上。 国民性的成熟度在于让人理解的勇气与理解他人的体谅之间的平衡状态。我们能否把21世纪引向文明与文化的国家,其答案取决于今天的家庭与社会是否体谅了解我们的外国人所作的诊断。 最后,布林与池原在其著作中记述“独岛无疑是韩国领土”,不能不说是引人兴味的一笔。
1999-02-09
外国人诊断韩国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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