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2-09

[经济听证会]讯问证人前副总理姜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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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IMF外汇危机调查特委9日传唤前经济副总理姜庆植等主要证人,集中追问当时外汇管理及危机应对能力不足等当时经济政策团队的失策。当天作为证人出席的姜前副总理、前青瓦台租税金融秘书官尹进植、前财经院金融政策室长尹增铉虽承认结果论意义上的政策失误,但主张情势论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不可避免论,受到议员们的责难。 或许考虑到当天是总结此前经济听证会的首日,议员们主要聚焦于整理事件日志与原因、查明证人证词的问题点;证人方面,姜前副总理也准备图表加以提示,一方面明确原因与自身责任,一方面努力摆脱冤枉之名。 议员们批评姜前副总理不仅对外汇危机认知过晚,应对方式也过于安逸,且外汇管理失当。 首位提问的国民会议议员金映焕指责称:“1997年3至4月本应全力扩充外汇储备,却一味坚持中长期对策”,“日本早在9月就已对我国经济发出警戒信号,反而想从日本借钱度过危机”。 金议员还追问:“姜前副总理主张走向IMF的决定并不算晚,但决定走向IMF的是总统,不是证人”,“如果证人早就决定走向IMF,总统为何会将其免职?” 自民联议员鱼浚善追问:“1997年借入666亿美元,其中380亿美元以韩国系韩国债消化,其余190亿美元实际上投向了东南亚的高风险高收益领域”,“在发达国家已从东南亚撤退的时期借钱去投资,这算是妥当地筹措和管理外汇吗?” 国民会议议员丁世均指出:“1997年11月6日外汇危机烈火正旺,却派严洛镕次长助理去日本,不正是对日本有所期待吗”,“当时本应将汇率浮动幅度完全自由化以克服危机”。 对此,姜前副总理解释称:“就任时我担心巨额赤字、国际信用下降、借款扩大这三点,因此为超紧缩政策、结构调整和扩大借款而努力”,“IMF方面,日本的资金回收是决定性因素”。 姜前副总理接着反驳称:“汇率浮动幅度完全自由化,1997年上半年尚可,但11月间供求状况已经逆转,因而不可能”。 特别是姜前副总理强调“1997年11月初与20日以后的5天有着巨大差异”,迂回地凸显前经济副总理林昌烈的责任论,并抗辩称:“财阀是财阀,银行是银行,如果各自好好偿还自己的债务,就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张德洙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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