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2-02

[结构调整] 出现倒退、变质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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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官治-政治-地域主义相互交织,一拖再拖结构调整工作出现后退、变质的迹象。 官治、政治、地域主义等相互作用,正把金融和企业结构调整推向收场的气氛。 英国和新西兰的结构调整工作耗时近10年,南美国家则因一时的结构调整成果而自满,接连陷入经济危机。从这一现实来看,有人担忧,若放任近期局势,难以排除我国经济再次陷入困境的可能性。 忠北银行的处理是一个典型案例,显示出结构调整原则在地域情绪和政治逻辑面前多么无力。忠北银行去年赤字规模达2426亿韩元,自有资本为负608亿韩元,已被完全侵蚀,是一家不良银行。 它本应被淘汰或通过合并命令等方式整理,而且曾承诺在去年9月底前增资1200亿韩元,却未能履行。 然而金融监督委员会又一次延长增资期限,推迟处理。原因在于该地区唯一的地方银行不能关门的地域情绪,以及顾及这种情绪的共同执政党自民联的介入。 自民联议员们于本月1日带着忠北银行经营层访问金融监督委员会,并在1月27日于清州商工会议所举行的“忠北地区经济活性化紧急对策会议”上传唤金融监督委员会主管人员,施压要求延长忠北银行的增资期限。 在金融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型商业银行朝兴银行因未能履行合并等经营正常化计划,包括行长在内的经营层被突然更换,遭受了近乎“托管统治”的屈辱。 在这种局面下,一家波及效应甚微的地方银行却依靠政界,肆意动摇金融结构调整的公平性。因此,政府相关人士在其他金融机构面前难以抬头。 最近还出现了已退位的合并银行经营层被选为后起商业银行行长的情况。尽管其个人能力得到金融界认可,但对不良银行经营负有责任的人再度获得重用是否妥当,存在诸多不同意见。 这再次令人想起:政界干预人事催生了官治金融,官治金融破坏了市场经济、大量制造不良贷款,从而招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 近期政府要求下调利率也被视为典型的“新官治金融”案例。政府仅以表面显现的存贷利差为依据,强迫银行降低贷款利率。金大中总统一句话,国务总理室、财政经济部、金融监督委员会等所有部门便不顾内情,纷纷投入督促降息。 金融界和学界讽刺说,这证明政府口头上称金融机构是做钱生意的地方,是“企业”而非“机关”,内心里却仍存把银行当作下属机关看待的官治思维。 企业结构调整的后退与变质样态更为复杂。起点源自政府追求政绩的官治思路。围绕半导体、汽车、电子大交易的摩擦声就是典型案例。 由于政府深度介入大交易并推动、促成之,谈判正以难以理解的方式纠缠不清。在通过劳资政协议、法律上已可进行整理解雇的情况下,100%保障就业竟被当作大交易条件而寻常地提及。 若接受此类条件,在各自独立公司体制下可以裁员,而一旦成为大交易对象反而无法裁员。结果,大交易的正面效果——处置过剩设备——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三星集团 SM5由大宇继续生产也是同理。 问题之所以如此纠结,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行为起了很大作用。顾及明年选举的政界,几乎不考虑因失业而扩大失业给付、引进新的生产基地等民生稳定和地方经济活性化方案,只是煽动即将失去工作的当地居民的不安情绪,或一味高喊恢复原状。 自民联要求政府和现代集团相关人士保障LG半导体工厂员工今后5~7年的就业,而大国家党则奔走于龟尾、马山等有大交易对象行业的地区,宣传大交易好像是本届政府的地域歧视政策。 随着政界不断施压,政府则无法自持。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为防止实体经济崩溃而推行扶持政策时,各种障碍不断突显,以致连已承诺的结构调整计划也无法妥善执行。 近来五大集团转为“只要降低负债比率不就行了”的立场。它们转向通过与企业实质内容无关的资产重估来增加资本金,或以掺水式有偿增资仅仅压低负债比率的打算。非主力子公司或亏损子公司的出售计划全部推迟到下半年,同时对金融监督委员会要求改进的警告不屑一顾。 政府多次强调真正的结构调整工作现在才刚开始,但对于如何突破政界和利益相关方的反弹加以贯彻,却苦无妙计,处于举棋不定的状况。【记者 崔昌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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