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暢泳 延世大学教授·经济学我们正生活在历史性的激荡期。即便没有IMF事态,我们也正把20世纪和第一个千年抛在身后,迎来新的21世纪和第二个千年。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跨越两个世纪、两个千年的时点上。这告诉我们,观察现实时理应放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来看。 然而环顾四周,IMF事态发生后的最初一年,过度的悲观论占据了主流。越是危机,越需要对未来抱有光明的期盼与愿景,可所有人都意气消沉、垂头丧气地度日。如今钟摆又摆向另一个极端,缺乏谨慎的乐观论成为大势。但正如英国首相布莱尔所指出的,对历史稍有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同样是极其危险的态度。 舆论在两个极端之间失去重心、左右摇摆,是因为沉溺于眼前的现实,未能冷静地准确把握现象。当然,诸多经济指标正在好转是明确的事实。但世界经济各处都潜藏着不安因素,在金融全球化、短期资本随时可能一举大规模撤离的开放化时代,只要稍有松懈,第二次、第三次外汇危机随时都可能重演,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1980年代初的墨西哥事态直至去年的巴西事态,南美多国反复发生的外汇危机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应对随时可能重演的外汇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韩国经济的根本与基础稳固地立起来。首先,维持稳健财政、增加储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物价稳定等宏观经济均衡的达成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同时还需要实现金融制度的安全性与稳健性,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确保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等。 事实上,过去40年间韩国作为后发国家,为追赶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倾注了一切努力。其结果是,在IMF事态之前,韩国的GDP和贸易额一度跃升至世界第11位,成为G11国家。但在这一过程中只偏重于量的经济增长,把焦点放在扩大GDP上,忽视了经济的基础。打个比方,就是缩短工期、仓促施工造成的豆腐渣工程。如今是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发展的时候了。焦点必须从GDP的增长转向使经济基础稳健的方向。企业也需要从以销售额为中心向以利润为主的经营方式进行一次大转变。 把经济的根本与基础端正地立起来,其意义相当于重新缔造一个国家(NATION BUILDING)。这是一项同样艰难而费力的课题。正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以英国为标杆构筑了所有制度与文物,我们也必须借此机会,为成为发达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高层建筑不断拔地而起,但连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下水道都未能完备,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去年夏天的洪灾,若下水设施完备,损失本可大幅减少。相比之下,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犹如一座巨大的地下城市。这是把根本与基础打牢方为发达国家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据说,当我们问西方人韩国能否追赶上日本时,他们会反问:波兰能追赶上德国吗?在他们眼里这很困难。我们必须把这次经济危机当作机会,通过夯实基础与根本,将其作为追赶日本的绝佳契机。 这至少需要20~30年的漫长岁月。正如日本幼儿园三年义务教育课程那样,我们的初等教育首先要教导下一代养成讲礼貌、勤勉诚实、彻底节约物资的习惯,这样20年后他们走上世界舞台,才算有可能与同龄的发达国家朋友一较高下。想到国家财富的基础是人力资本,好好教育孩子便是端正立起国家根本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意大利从二战结束至今,政府更迭近60次。作为现代发达国家而言,其自我治理并不充分。我们也是如此,在理应把目光转向外部的全球化、开放化时代,却在彼此的消耗战中浪费了太多国力。执政党与在野党总是争斗,劳资之间总是产生冲突。 然而当下正如战争状态一般,前所未有的国难使无数国民承受着巨大痛苦。在这样的时候,执政党与在野党的领导层即便无法慰问与鼓励国民,若仍继续做分裂国论之事,蔓延开来的只会是历史总在重复的挫折感。 正如柳成龙的《惩毖录》所清楚展示的,400多年前经历了壬辰之乱那般惨痛的磨难,从此后的走向看,我们似乎并未从历史中学到多少。这实在令人深思。政治、行政、金融、财界等各领域领导层的过失使无数国民承受巨大痛苦,倘若我们仍不改变,今后的考验也只能继续。也就是说,《IMF,是痛苦还是祝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现在是领导层以端正基础与根本、重新建设国家的决心率先垂范,把全体国民的力量汇聚到一处的时候了。
1999-02-01
[时论]端正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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