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1-27

[经济随笔] 个人日记与记录文化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崔禹锡(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70年代初,我曾问过某位经济副总理:“如今要作出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您是否留下记录之类的东西?”得到的回答是:“一概不做记录。万一写错了,不知哪天会遭遇什么事。”那位副总理似乎确实有先见之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真切体会到这一点。 前经济副总理姜庆植如今正因记录而受苦。他像写日记那样把备忘录记在个人电脑里,结果被曝光,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甚至在国会听证会上,还被依据日记指责反省不足,姜前副总理甚至抗议说,日记连子女的父母都不看,这是否太过分了。姜前副总理的日记或许会成为经济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但从个人角度看,可以说这违背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历史教训。 因日记或记录而遭祸的事又岂止一两次。从前朝鲜王朝党争激烈时,仅凭一封书信也可能招致灭门之祸,因此书信读完便烧掉。直到第五共和国时期,一旦出事,连收下的名片也会成为祸端。所以一有事态爆发,最先销毁的往往是名片册或记事本。 人们常说韩国人是不做记录的民族,但我认为本来并非不会记录,而是长期生活在乱世中所积累的生存智慧。这次搅得司法界天翻地覆的大田李律师事件,也正是因为记录做得太完备而引发。 看浩繁的朝鲜王朝实录,便可证明韩国人完全能够留下优秀的记录。围绕朝鲜王朝实录也曾有诸多惨祸。然而即便在绝对王权之下,也有多种制度性装置保证能够作出正确的记录。只有有正确的记录,才能防止失误重演。但如果个人记录被不利地引用并公开,记录文化就无法存续。 在外国,有大量个人记录,它们在填补历史空白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看到这次姜前副总理因个人记录而备受折磨,许多人恐怕会再次确认那种乱世智慧:记录还是不做为好。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