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甲永(延世大学经济学)今天正好是总统与五大集团会长就财阀改革达成一致一周年。 改革究竟进展到何处?最大的进展似乎在经营透明性与控股股东责任强化方面。财务结构改善和相互支付保证的解除虽然在僵化的目标下被勉强推进,但也算有所进展。一再阵痛的“大宗交易”表面上似乎也已整理完毕。虽说政权有限、财阀永存,但面对掌握资金命脉的金融当局的大手,似乎也无可奈何。 然而要使大宗交易的实质效果真正显现,从现在起问题更大。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止一两个,而且目标本身相互冲突之处也很多。此外,走向整合的过程似乎也不会顺利。恋爱结婚的人无论好坏都是自己的责任,但半自愿半被迫经人介绍认识的人,一有缝隙就会怨恨媒人。在整合过程中,劳资双方都会怨恨政府,这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决定企业命运的政策落后令人羞愧,但如今只能期待高效整合与竞争力提升。为此,几项课题必须尽快理清。 第一,雇佣承继与生产设施持续维持的问题。大宗交易本来的出发点是为化解过剩投资、消除国内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但若在大宗交易之后既不缩减雇佣或事业规模,又原样维持现有设施,竞争力究竟从何而来?这仅仅是把企业数量从两家减为一家,而过剩投资或竞争力提升问题则完全没有解决。生产线差异很大,也难以期待规模扩大带来的经济性。反而可能诞生只是把负债规模进一步做大的恐龙型不良企业。物理上把两个合成一个,竞争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复活,不是吗?归根结底,完全承继现有规模只是一个幻想式目标,符合市场状况的结构调整将不可避免。 第二,必须重新设定对财阀和产业政策的愿景。政府似乎意图解体过去那种船团式财阀,似乎想以少数主力行业为中心使财阀专业化,引导其具备世界级竞争力。但这样的推测也只是源自媒体断续流出的报道,看来面向2000年的愿景仍未被提出。培育中小企业和知识产业的新产业政策,作为财阀之后的替代方案说服力也偏弱。有人反而认为,在大宗交易的推进过程中相互持股更多了,部分财阀向更多行业 多元化,抑制经济力集中的基本政策似也在后退。也有不少指摘称,作为形成财阀诱因的官治金融反而更加强化。在开放经济中,反而出现许多只有国内财阀被差别性规制的情形。 因此,要么一贯推进适合全球化时代的规制,要么借此机会果断废除对国内财阀的一切规制。如果对国内财阀的逆向差别性规制反而多于对外国企业,当然应选择后者。如此一来,就不应再纠结是不是财阀,而应把政策焦点放在对所有企业强化公平竞争上。也应寻求能将财阀瓦解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替代方案。雇佣创造与海外业务的比较优势、打包交易的竞争力、海外资本筹措的效率等财阀曾具备的正面功能,必须在某处得到弥补。 第三是重新确立政府角色的问题。企业自行在市场中存活,失去竞争力便无声退出,这才是可取的。政府一旦在任何阶段介入,两者便同乘一船分担风险。大宗交易政策最终也将依其风险如何显现而被评价。市场的变化连政府也无法预测,因此才说要交给市场。原则上总是高呼市场,实际上却操弄大手,这种方式究竟要维持到何时?应尝试确立能让看得见的手自行隐去的角色定位。 进而必须摆脱欧美式企业组织、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组织、政府果断介入市场最为可取的幻想。必须探索能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中扎根的2000年代企业制度与政府角色。这样的课题才是政府应当推进的真正的“大宗交易”。
1999-01-13
[时论] 大交易留下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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