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万(LG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委员)政府必须分清自己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若能区分清楚,政府可以成为弥补市场失灵的公正仲裁者;若不能,则可能成为扰乱市场的粗暴暴君。 去年作为新型融资方式引入的资产证券化制度,让人再次思考政府角色定位的问题。 资产证券化制度是以资产为担保发行债券(资产担保债券:ABS)进行融资的制度。该制度的特点是,为使担保资产免受资产持有者破产风险的影响,采取资产出售的形式。即资产持有者把资产转让给为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SPV),再由特殊目的公司以受让资产为担保发行债券来筹措资金。正因为这一特点,资产证券化制度被视为在不提高负债比率的前提下以低成本融资的划时代制度。对于须在结构调整中压缩负债比率的企业而言,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制度。 然而,由于政府角色定位失当,该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应有功能。 首先,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是不必要的政府管制。目前可利用该制度的仅限于金融机构(含信托公司)、部分公营企业,以及“具有国际信誉的企业”。政府管制的理由是,若把该制度也允许给没有国际信誉的企业,诈骗式企业可能借此行骗。政府还亲切地补充说明,待该制度一定程度稳定后将逐步放开管制。 并非完全不能理解政府的这种过度担心。但是不是骗子应由市场判断,而不该由政府事先预判并限制其参与市场。 况且,由于担保资产与资产持有者相分离,资产持有者的信誉对ABS发行并不构成特别问题。更重要的是,“持有优良资产的不良企业”才最需要资产证券化制度。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假如韩宝持有对政府的应收账款债权,由于韩宝无法凭自身信用融资,就会希望以该应收债权为担保发行ABS融资。但韩宝并非“具有国际信誉的企业”,因此无法利用资产证券化制度。 对于这样的批评,政府辩解说一般企业也可以通过信托公司享受资产证券化制度的好处。信誉较低的企业把资产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以受托资产为担保发行债券即可。这话不错。但任何交易都伴随成本。把资产信托给信托公司就要支付信托手续费。如果信托资产是房地产,问题会更复杂。过高的交易成本可能使企业干脆放弃利用资产证券化制度。 资产证券化制度的问题并不止于此。资产证券化法把可证券化的资产种类界定为债权、房地产以及其他财产权。这里如何界定“其他财产权”,决定了可证券化资产的种类,由此可能出现无法证券化的资产。当然,可以通过施行令扩大可证券化资产的种类。但若有人拿出难以想象的资产要求证券化,政府是否会顺从地接受并修改施行令,则令人怀疑。 举例说明通过资产证券化制度可证券化的资产范围有多广。1997年,西班牙名门足球队皇家马德里以自己经营的足球场运营收益为担保,发行了高达5000万美元的ABS。同年,著名流行歌手大卫·鲍伊以自己25张专辑的收益为担保,发行了5500万美元的ABS。 电影制作公司梦工厂还曾以尚未拍摄的电影为担保发行了3亿美元的ABS。若换成我国政府,恐怕会斥之为骗子行径而不予批准发行ABS。像朴赞浩或朴世莉这样的选手,也很可能提出以自己未来将获得的收入为担保发行ABS,但政府是否会把未来收入也认定为财产权,令人怀疑。 如此,政府在做自己无需做的事,却没有做真正应该做的事。为激活资产证券化制度,政府当下应做的是建设资产证券化制度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构建资产评估所需的基础资料。 发行ABS必须评估担保资产的价值,而目前我国几乎没有积累评估所需的资料。一旦资料积累起来,担保资产的价值评估成本就会下降,大家都能轻松利用资产证券化制度。但在资料尚未积累的初期,评估成本过高,大家都会回避资产证券化制度;越回避,资料越难积累,资产证券化制度的发展也只能更加迟缓。政府该做的事正在于此。由政府承担初期的资料积累成本,把资产证券化制度带上正轨,市场自然就会活跃起来。 政府恰当地设定自身角色,这既艰难又重要
1999-01-06
[特别投稿] 为资产证券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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