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1-03

[全球标准] 摒弃陈旧惯例 要求“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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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制在提供救助资金的同时,也要求一套标准(全球标准)。一年前虽靠IMF救助资金勉强避免了外汇违约危机,但此后一年间,为了在IMF体制下生存,也为了摆脱IMF体制,不得不遵守全球标准。虽然也有批评认为IMF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尖兵在强加美国式价值,但无论如何,为了在当前世界经济体制中生存,今后仍须以全球标准为准则。此前以“亚洲价值观”或“韩国式价值观”为旗号的企业惯例与经营方式,在IMF体制下再也无法被认可。 全球标准不仅在经济领域,也正成为支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标准。 以五大集团“大交易”为代表的企业结构调整、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以及小股东的“反叛”等,进入IMF体制以后我国企业所经历的各种阵痛,归根到底可以说是摆脱韩国式惯例、走向全球标准的阵痛。 企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失业,改变了我国终身雇佣的企业风气。企业可以随时解雇员工,上班族则必须时刻假设失业,我们由此置身于发达国家式的企业风气之中。 韩国式企业风气正在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标准。 必须假设被解雇或失业而生活的上班族的痛苦,也可以看作是适应全球标准这一新标准的一个过程。 在申请IMF救助资金以后变化了的企业环境中,可以读出过去一年我国社会奔向全球标准时代的紧张步伐。 ◇外部董事主导政策决策的时代开启。 三星汽车与双龙汽车进军汽车产业,被视为反映集团会长野心的代表性事业。集团内部虽有反对声,但无人处于能够公开反对的立场。 结果,这些冒进的事业计划给集团经营留下了巨大“包袱”,双龙汽车被转让给大宇,三星汽车则在与大宇电子的“大交易”前经历阵痛。 在企业董事大多由总裁指定、或为总裁子女及亲属的情况下,明知是勉强的事业计划也只能服从,这就是此前我国企业经营的现实。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把企业视为封地而专横行事的韩国财阀总裁的前近代式经营,是韩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报道也正是点出了我国企业的这种经营实态。 但这种企业经营方式在IMF体制下再也不被容许。 企业总裁须转变为下属公司的代表理事,主持董事会,外部董事则占有席位监督企业经营。 外部董事制度是去年4月引入的。 以董事会为中心开展经营的美国式企业经营方式,作为企业结构改编方案之一,在我国也扎下了根。 截至去年10月底,国内752家上市公司共选任764名外部董事并已履职,从表面看外部董事制度正在迅速扩散。 此前与高管会议无异的董事会,正在具备像样的董事会形式。 然而,外部董事制度要真正扎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外部董事大多是与大股东关系密切的前任高管或有私交的人士,在履行对企业经营层的监督职能方面现实中存在局限。 不过,虽小但有意义的变化正在发生。最近,金融机构的外部董事在处理重要议案时,要求采取适当程序并制作会议录等透明处理的事例日渐增多。 与过去对上呈议案一路通过的惯例相比,这可以说是有意义的变化。 “董事会的批评、监督职能,过去只是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说法。过去的董事会不过是通过总裁已决定事项的地方。但自外部董事参加以后,哪怕只是形式上,也开始开出像董事会的董事会,这一点可以说是有意义的。” 正如一位观察外部董事制度的大企业高管所言,如今可谓已迈出了走向具备世界标准的董事会的第一步。 ◇小股东的声音变大。 我国也正在兴起小股东运动。 自去年3月起以参与连带为中心展开的、旨在确保企业透明度的小股东运动,令经营层畏惧。 去年3月,Samsung Electronics的股东大会竟持续了长达13个小时。参与连带的高丽大学教授张夏成与律师朴元淳等人仅获委托1%的表决权,就以Samsung Electronics迂回支援三星汽车而使股东受损的事例以及海外当地法人经营不良等为问题,追究责任。 担任主持的尹钟龙社长在他们“我有异议”的呼声中被折腾了13个小时。 高丽大学张教授在1997年以韩宝不良贷款为问题,代表小股东向第一银行方面要求罢免高管、引入信贷审查委员会时,多数反应还是“这是什么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法”。 但一年后的去年7月,他以4名前任董事为对象提起了国内首例股东代表诉讼,并取得400亿韩元损害赔偿的判决。 大林通商则出现小股东试图参与经营,令公司颇为为难。 股东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在股东资本主义已牢固确立的美国,企业经营层最重视的经营指标是给股东带来了多少利益。 多卖产品、创造净利润固然重要,但向股东分红或使其获得价差收益等、给股东带来金钱上的实惠更为重要。 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企业提出的要求,也是引入珍视股东价值的全球标准。 政府也修改了证券交易法,大幅放宽了少数股东权行使的条件。 上市法人的股东,即便只持有有表决权发行股份的0.01%,也可以提起代表诉讼,追究经营层经营不良的责任。 预计今后作为小股东经营监督职能的股东提案权、代表诉讼提起权、人事及监事罢免请求权与会计账簿查阅权等权利的行使将接连不断。 在以所有者为中心的企业惯例根深蒂固的日本,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不景气、小股东声音提高,每年有200件以上的股东代表诉讼被提交法院,这一统计对我国企业具有很大启示。 ◇会计准则透明,企业才能生存。 申请IMF救助资金以后,外国投资者对韩国企业的不信任赤裸裸地表露出来。他们指出韩国企业的会计准则不透明。 与全球标准相比,国内会计准则中可选择适用的事项过多,由此产生企业可以随意操纵会计账簿的不信任。 事实上,通过不当内部交易虚增当期净利润及规模等各种手法,企业集团的经营业绩一直被扭曲。 企业编制并公布的财务报表夸大企业利益,外部审计人对此默认,这种粉饰结算此前几乎成了企业经营的惯例。 这种惯例在全球标准时代再也不能成为惯例。 政府制定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已改为与国际会计准则(IAS)和美国会计准则(USGAAP)相同。 据此,企业须将原作为递延资产处理的外汇评估损益在当期计入损益。此外,对包括金钱借贷交易在内的所有债权与债务,不仅在取得时,在偿还条件、利率等条件变更时也须反映现值评估,因此再也无法编造虚假的会计账簿。 由于必须披露下属公司间相互持股与支付保证等内部交易的信息,此前通过不当内部交易虚增当期净利润和规模等的企业,其经营业绩只能被一一揭示。 最终企业必须进入全球标准这一新制度的框架之中。 必须抛弃隐瞒与虚增的既有企业惯例才能生存的时代到来了。 ◇M&A(企业并购)成为日常存在的社会到来。 以企业为背景的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买卖企业的情节。 既有买下企业再分拆出售的,也有转手卖给其他企业的。 这意味着在美国企业并购已如此日常化。 但在我国,企业不是用来买卖的这种认识至今仍占主导。 大农集团为对抗试图收购主力企业美都波经营权的新东方集团,为防御经营权投入高达1000亿韩元资金,最终迎来集团解体的不幸,这一事例直截了当地显示出我国企业对M&A抱有何等否定性的认识。 但在不损害股东利益范围内买卖企业的M&A市场活跃的发达国家,巨型企业的M&A相关新闻频频出现。 花旗银行的控股公司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世界级汽车厂商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等,近来世界级巨型企业之间的M&A也在活跃地发生。 IMF以后,国内也在提升国家与企业竞争力的层面上,哪怕以人为方式推进着此类M&A。 现实是,对人为M&A的反对与可预见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视。 此外,也有不少批评声音认为,引入M&A概念尚不足10年的我国,不可能与通过M&A培育企业百余年的美国相同。 但M&A已在全球作为普遍而日常的企业经营战略之一扎下了根。 从企业立场看,即便不是“值得提倡的交易”,也要接受其为“存在的交易”,这正是全球标准时代的要求。 ◇职场风貌发生变化。 IMF以后的大规模失业正在改变职场风貌。终身职场的概念正在消失。随着解雇与失业日常化,职场如今已不能成为自己的保护膜,这种认识日益弥漫。 把自己商品化、对自己进行营销的社会已近在眼前。如今,比起隶属于某一职场的上班族,更希望成为各自具备专长的职业人,这种风气正在扩散。 在某大企业工作的李某科长,去年上半年离开了入职以来工作了10年的企业,转到集团内其他下属公司。这家纺织企业随着集团内下属公司整合,包括他在内的部门成员被分散到各下属公司。李科长因能力获得认可,反而调到了根基稳固的下属公司任科长,但心里终究不痛快。 他既担忧今后能否保住现在的位置,也对职场生活产生怀疑。因此李科长在处境艰难之下仍决心去读研究生院。“虽说读研究生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想到这是为不安的未来存一份定期储蓄,心里至少舒坦些,于是就决定了。” 像李科长这样的事例在上班族中已相当普遍。 莫名的不安压在上班族的肩头。 不仅是对失业的不安,在国内企业中扩散的年薪制也成为促进个人商品化的契机。 在只以业绩与能力为最高价值评判的职场风气中,前后辈或同期入职这些说法正逐渐失去意义。【记者 李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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