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17日大选前,上班族之间的两大话题是“政权更替”和“世代更替”。朋友们的年终聚会或酒局上,讨论一旦拖长,话题就集中到“该投谁的票”,随即展开一番争辩。 主张政权更替优先者的论据是:国家沦落到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的地步,是因为自60年代以来执政势力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被更替过,导致整个社会腐烂溃败,所以无论如何先把政权换掉再说。相反,认为在IMF体制使我们社会的范式180度反转的情况下,已无法再对旧一代有所期待,因此世代更替比政权更替更重要的主张也不容小觑。当然,不少人是心中先有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再各自引出逻辑,但对于没有特别“好恶”的人来说,两种逻辑都舍不得放弃,记得当时都希望能够两者兼取。 当时大选中,现任总统金大中所领导的DJP联盟获胜,可以理解为我国国民背弃既有执政势力,把手举向了政权更替一方。回头看,或许可以说这就是时代精神。 在政权更替满一年、进入第二年的时点上,许多人表示“政权更替果然还是得试一次”,流露出些许安心感,就连反对阵营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然而,大选当时的另一课题——世代更替,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这里所说的世代更替,恐怕并不只意味着年龄层的更替,而是出于期待在新范式下出现具有新思维、新构想的人物之意。只是,在造成IMF危机的既有体制中适应生存下来的旧一代,要转变思维方式并不容易,从这一点看,世代更替相当具有说服力。近来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李宪宰所说“如今硬件已大致具备,接下来软件才是问题”,也是类似的脉络。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民间部门,思维转变与变化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已在活跃地进行。实际上,被指为IMF危机罪魁祸首的财阀正在半自愿半被迫地改变,即使仍有未变的部分,其改变也只是时间问题。至于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意识与行为,更不用说。 但官僚们的意识似乎一寸未变。本该成为改革对象的人反而成了改革主体,考虑到总得有人来当改革主体,这一点暂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一边说要进行金融改革、一边把空降人事视为当然的官僚,以及只顾分蛋糕的政界,都摆脱不了陈旧的思维。可以说只有官僚和政界的软件没有更换。据说某位部长甚至说过“名誉退职和勇退是不同的”。而这是在全体国民都在失业痛苦中挣扎之时。对财阀、劳动者和消费者强迫改革,唯独自己是例外。 看着仿佛早已忘却IMF危机、官治金融与空降人事重新猖獗的局面,国民会怎么想呢。
1998-12-26 | 崔性範
[东十字阁] 硬件与软件 崔性范(政经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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