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电影讲的是战后在失业困境中挣扎的罗马后巷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对任何事都反应慢半拍的失业者。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份把电影广告海报贴到墙上的活儿。主人公的妻子甚至卖掉床单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天上班的丈夫。然而主人公第一天就被人抢走了那辆自行车。之所以重提,并非因为电影的故事。而是因为想起了片中频繁出现的群众。整部影片中,群众不分时候地出现。这些群众又与影片故事的展开无关。那么导演究竟意在何处呢?然而疑问在影片结束、走出影院时自然就解开了。 导演把片中出现的所有群众都塑造成了自行车窃贼。再扩大来说,那个年代那种处境下的罗马市民全都成了自行车窃贼。主人公最终被稀释、埋没于群众之中。影片原题并非自行车窃贼这一点,以及主演与配角全部由无名新人担任,也道出了当时导演心中想法的一端。平日对非美国电影颇为吝啬的好莱坞评论家,对这部意大利电影也给出了优厚评价。美国评论家盛赞这部影片滥用群众东远集团、在不知不觉间把主人公用群众这一括号括起来的手法。 也许有些跳跃,但在把握当今韩国的失业困境时,我也常常想起这部电影中的群众。如今的失业并非只是失业者一人的失业。因为谁也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遭遇,所以是全体市民的关切所在。就这一点而言,对失业者本人确实也是一种安慰。因为可以让自己相信,成为失业者并非由于我的无能。比任何人都先靠着这份安慰活下来的,首先就是我。 我的情况很奇怪。作为特派员派驻国外后回国,我照例就成了失业者,这次已是第三次。所以就失业而言,我比别人更有心得。遇到失业的朋友时,我甚至常能说出安慰的话。对我那句“才遭遇一次而已,何必那么担心”的安慰,不少朋友似乎因此找回了自尊。其中还有相当多的朋友连丢掉的幽默都恢复了,笑嘻嘻地反问。也有朋友把失业期过得更加充实。曾经带领200多名员工、展现经营手腕的我的朋友权君,成了无业者之后依然显出手腕。每个周末背包里背上两升马格利酒去登山,以清新空气作下酒菜,喝一杯再下山。他的登山一定有一位高中时代从双杠上跌落导致脊椎麻痹的挚友同行。细究起来,权君的登山正是为这位挚友的康复而有意安排的。这些年因做生意没能陪伴的欠疚,他挑在失业期间以友情来偿还。 再说一遍,失业并不只是成为失业者的你一个人的失业。而且仔细看来,我们真正害怕的并非失业本身,而是浸泡在职场归属感中、变得难以独立的心理习惯。只要打破这一习惯,就能自由许多。地球上出现职场,自工业革命以来还不到200年。因此,只要像戒烟那样把归属感的习惯抛掉就行。这尤其是我想对像我一样在五十五六岁成为失业者的人说的话。 这话说起来要谨慎,但我想说,趁此机会开始信仰生活,也是忘却失业恐惧的妙策之一。我之所以对三次失业能比较豁达,也是因为一直供奉着可以祈祷、可以祈求的绝对者。正如求得了最上等最昂贵的珍珠,即便我投入的30年记者生涯落幕,也丝毫不觉遗憾。而且我确信一件事:对我的祈求,那一位总是回应,从未把我独自丢下。在我所信的宗教里,称这位绝对者为父。既然是以电影开头的文章,似乎也该以电影收尾。影片最末,佩戴苏联军将官肩章的日瓦戈的亲兄长与日瓦戈的女儿对话的场景出现了。被问到在战乱中如何与父亲分离时,日瓦戈的女儿含泪回答。将军说。意思是,真正的父亲绝不会松手。
1998-11-27
[金升雄人文专栏] 爸爸不会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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