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性范 产业部次长按照金大中总统要求各部门废除50%管制的强力指示,各部门似已全力投入放宽管制。这一次放宽管制究竟能否取得成效,让国民摆脱管制的枷锁,使大韩民国成为“便于经商、便于生活的国家”?就目前来看,答案是“难说”。 因为与高调打出放宽管制旗号的YS时期相比,在放宽管制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对管制的基本思路如此,推进放宽管制的方法也是如此。虽然愿意相信决心比过去坚定得多,但仅有意愿并不够。因为没有范式的划时代转变,就必然存在局限。 首先,把以正面清单(POSITIVE)体系为根基的现行各种法律和制度,彻底改造为负面清单(NEGATIVE)体系,是先决课题。正面清单体系即列举“这个可以做”的许可行为,负面清单体系则是规定“这个不可以做”的禁止行为的方式。在正面清单体系下,凡各种法令中未列举的情形,即被视为禁止或必须取得政府许可。管制不可能不越来越多。因缺乏依据规定而在官厅被驳回的情况频发,说到底也是这一正面清单体系的“功劳”(?)。除许可事项之外原则上一律禁止的制度本身,在制度上保障了官厅的审批权,一切都交由相关公务员的宽厚解释或恩惠来决定。 在此情形下,无论管制改革多么积极推进,其结果也可想而知。终究只能停留于国民可自由活动的空间稍稍扩大的水平。况且相关公务员并非神明,不可能用法律和制度把纷繁复杂、急剧变化的世事完美地框定下来。 正面清单体系也大大降低行政效率。若是负面清单体系,只需监督被禁止的事项即可,而在正面清单体系下,必须逐一确认是否依法依规办理,而这在现实中近乎不可能。发达国家的行政机关能以较少人员提供高质量行政服务,也正是因为行政部门只彻底管好必须管的部分。 也就是说,只要不把基于“这个可以做”思路的法律和制度划时代地改为“这个不可以做”,放宽管制就难以取得成效,行政服务的质量也难以提高。 管制改革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像现在这样由政府主导的管制改革,必然存在先天局限。在改革对象成为改革主体的情况下,除了以数量为主的放宽管制之外,没什么可指望的。YS政权时期放宽管制相对于喧嚣口号未能取得多大成效,也正因如此。或可称之为让猫看守鱼。 防止公务员借审批捞取好处(?)也是放宽管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肃清腐败与放宽管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预算分配方式也必须从以组织为中心重组为以服务活动为中心,放宽管制才能成功。 期待本届政权不要重复YS政权的失败。
1998-11-24
[东十字阁] 监管改革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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