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要改变,首先经营者必须改变”“抱着被官治金融和裙带主义腐蚀的思维方式,真正的结构调整就如同缘木求鱼”——国内外金融专家一致指出,刚刚站上起跑线的金融结构调整要想成功,打破过去金融惯例和思维方式的最高经营者的态度转变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制下,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援和不良金融机构的退出,不良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理,但如果应主导新建设工作的金融机构最高经营层不能扫除过去的惯例、创造并确立新的惯例,忧虑在于还会再现另一批不良案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尔办事处主任约翰·多兹沃斯表示,金融结构调整目前仍处在起跑线上,“银行业结构调整包括两方面:一是自有资本改善之类的外形改革,二是行为、思维方式等内部改革。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惯例并不容易,目前仍然不足。” 多兹沃斯主任虽未具体点明,但现实中显示韩国金融机构仍未摆脱官治金融与裙带主义这一长期习惯的反证并不少。 每逢选任最高经营者行长时,围绕候选人群,政治势力支援说和各种人脉关系都被当作主要选任背景加以议论。这类传闻未必全部属实,但不少分析认为,政界影响力、学缘、地缘被提及的背景,正反证了把银行视为战利品的思维方式、银行经营层利用各种人脉谋取自身显达的意识并未改变。 专家们对最高经营层要求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相当简单。 金融研究院院长丁海旺解释说:“金融机构的经营层只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事经营即可。”丁院长指出:“应当创造周边条件,使其能够作为企业而非机构同时追求收益性与稳定性,最高经营层也应共同努力营造这样的条件。” 巴克莱资本证券首尔分行行长朱镇述强调:“在完全开放的金融环境中,金融机构的命运取决于最高经营层的能力”,“要在适者生存的市场中存活,最高经营者有必要重新确立经营哲学。” 如果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认为企业命运担在自己肩上,裙带主义显然就难以立足。 以政经勾结、官治金融所表现的腐败结构和裙带主义,已深深渗入金融机构的内脏。 某银行的部长在被问及银行是否正在改变时,先是摇了头。他自嘲说,自己也一样,经营层要采取行动改变数十年根深蒂固的惯例,与想法不同,并不容易。 丁院长与朱行长一致指出,应把金融产业培育为尖端信息产业,为此培养人才极为紧要。然而在根深蒂固的裙带主义和权威主义之下,连这一点也不容易。 在有条件获批银行的大规模裁员中,人事部、综合企划部、信贷企划部等后台人员大多存活下来。 某银行相关人士诊断说:“后台支援部门的人员得以存活,是中央集权式日本型权威主义残余依然存在的证据”,“靠有后台或曾共事的缘分轮流坐要职来管理履历,真正的专业知识却极度不足,这就是所谓混得好的金融人的实况。” 外国金融机构的情况是,一旦具备专业性,就会在一项业务上工作15~20年。有人指出,在这种局面下,靠“分食”式人事只顾经营履历的韩国金融人很难真正具备竞争力。 在外国人眼中,韩国金融机构需要改变的部分数不胜数。 某从事金融电算网相关业务的外资公司职员,把“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办公室规模当作问题。他说,资产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某公司会长办公室大小约1坪,而看到国内金融机构负责人动辄数十坪的办公室时,心想“完全没有收益性概念”。 他还指出,国内银行的电算网也只是能确认各账户存取明细和余额的小卖店水平,要发展到能一目了然掌握资产、负债交易明细的先进金融机构水平,还相当遥远。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他们当然并不把韩国金融的前景看得一片黑暗。由于金融从业者的基本素质出色,若政府强化稳健性监管规制、同时最大限度保障金融自律性,经营层彻底改头换面建立体系并培养人才,他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具备足以获得国际金融界认可的潜力。【记者 崔昌焕】
1998-11-24
[IMF一年] 金融唯有如此变革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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