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1-15

[松现专栏] 外汇危机与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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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外汇危机爆发后,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速。进口渠道多元化政策将在明年6月前完全废除,从日本进口汽车、家电等将实现自由化,债券市场也将在99年前完全开放,购买国内股票的外资持股上限也将很快取消。 新政府成立后,通商政策基调也急剧转向,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并公布了与主要贸易国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 对此,有人批评说,这是面临国家破产危机、为尽快从IMF获得救助资金而把外国商品和资本引入自家院子的愚蠢短见。他们批评称,实际操控IMF的美国想利用韩国的危机局面为本国谋利,而我们未能与之抗衡、切实守住国家利益。 围绕新政府成立后积极开放政策的争论,预计随着新一轮谈判启动等重大议题浮出水面而更加激烈,我们有必要以如下视角看待今后的对外开放。 第一,是为克服经济危机而确保出口市场的重要性。今年我国经济的萎缩若能仅止于负6%,这完全有赖于出口增长。国内需求减少近30%,而出口数量增长逾20%,若出口没有急剧增加,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跌至负10%。 我国的出口增长完全是面向美国和欧盟(EU)实现的。由于自亚洲国家进口激增,美国今年贸易逆差预计比去年增加50%,达到1700亿美元,因此美国正在强化反倾销起诉等保护贸易措施。 如果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政策,这将成为美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主义的一大助力,而这与我国国家利益的增进直接相关。 第二,有必要重新认识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在亚洲国家中,能够避开外汇危机的国家,是经常项目顺差较多或外国直接投资旺盛的国家。 日本、台湾属于前者,中国、新加坡属于后者。像我国这样持续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外汇不足主要依赖海外借款的国家,暴露于外汇危机风险的可能性非常高。 我们过去对外国投资持排斥态度的重要原因,是把企业的生产活动与企业所有权混为一谈。企业只要增加就业、创造利润向股东分红并纳税就可以了,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看,谁是主人并不重要。从职员立场看,也无法保证韩国人老板一定比外国人老板好。 第三,必须摆脱"一开放我们就受害"的自卑意识。动辄以世界第12位贸易大国、在造船、钢铁、半导体、汽车等领域为世界生产大国而自豪,却认为开放只会让我们受损,这是自相矛盾。若通过监管改革激励民间创意,通过教育改革培养开启知识、信息时代的年轻一代,并振兴科学技术使技术开花结果,就完全能够享受开放的收益。 有人主张我们因过于草率地开放而遭遇外汇危机,但问题不在于开放本身,而在于忽视了为把开放收益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进行的自我改革。假如我们以内部准备不足为由推迟开放,高成本、低效率的病症只会加深,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将更加遥远。 通过外汇危机切实体会到开放与内部改革的重要性,是我们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教训。从现在起,我们不应在是否开放上浪费宝贵时间,而应通过开放大胆地对我们自身的痼疾性低效与不合理动刀。/李景台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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