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1-15

[特别撰稿] IMF一年——评价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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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位著名教授曾把我们的“IMF事态”比作酒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这实在是极为可耻之事。但我们应虚心接受这一令人羞愧的比喻,在原因与善后方案等诸多方面对今天我国经济状况所给出的启示。酒驾事故绝非单纯的偶然事故。酒后驾车本身就是近乎犯罪的莽撞行为,而且随之而来的责任也共同落在附和、旁观、默认的同车者身上。 酒驾事故往往是重大事故,受害程度与范围都非常大。因此恢复损失需要相应大量的费用与时日。为防止酒驾事故再次发生,不仅驾驶者,连同车者都需要彻底的自我革新,并须建立更为严密的监督体制。否则酒驾事故随时都可能重演。 IMF事态发生后,我们原本聚焦于应急处方与原因分析的努力和关注,已延伸为为经济重建而采取的各种结构性措施。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故善后过程。然而根据此间的经验,很难断言今后的经济状况会完全按我们的预测与期望发展。 特别是从目前推进中的各部门结构改革等各种经济改革措施的实现程度与速度来看,无法保证人们普遍期待的、明年下半年经济经过正常复苏过程而有所正常化的愿望能如期实现。 IMF事态之后经济预测何其困难,此间经验说明得很清楚。去年我国政府与IMF当局制定今年经济运营方案时,双方商定预期的今年经济增长率为3%。 但进入今年后即被下调为负1%,7月又大幅调整为负4%,进入下半年则定格于负6%。 在不到一年的短时间内,对经济走势的预期如此大幅失准,主因是什么?我们不应把全部责任推给IMF当局年初强调的高利率政策。 更应解释为:我们所犯的酒驾事故其实情造成了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巨大损失。随着酒驾事故实情逐渐显现,为善后所需的社会成本正急剧增加,以至令人担忧生产基础的崩溃。 以各种结构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政策实施不到一年便终究转为“景气刺激下的结构调整”,正反映了这种社会成本的严重性。 因此,在IMF事态满一年的当下,我们正处于必须自行明确决定为经济重建支付多大社会成本的境地,而今后的经济状况将取决于这一决定。 根据当前事态实情以及过去结构调整失败的经验,本应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准结构调整等各种结构性改革的经济政策焦点,开始分散到景气刺激与结构调整之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化。 在极短期内,经济改革与景气刺激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并不成问题,反而可缓解结构调整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不安。但若该政策持续相当长时间,两者之间的冲突将会显现。 国民总产值的进口依存度接近40%、进口的90%为原料、零部件及机械类的我国经济,若谋求通过刺激内需实现经济活跃,势必通过进口需求增加导致经常项目收支恶化,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不伴随出口扩大的任何景气复苏,都只是以经常项目收支恶化为代价,终将引发外汇市场不安,威胁结构改革的持续推进。 政府预计明年经常项目顺差为200亿美元,约为今年水平的一半。但若顾及对经常项目走势敏感的国际金融市场反应,则应达到今年水平的80%即290亿美元。 景气刺激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这样严格的制约条件下进行。汇率稳定的最大因素是经常项目顺差,它是支撑我国经济至今这一水平的最大支柱。 尽管当前顺差主要源于进口减少,但顺差急剧下降的走势无论理由如何,无疑都是严重的不安因素。 利率与汇率趋稳,制造业开工率略有上升,流入股市的外资增加,日元兑美元汇率等国际环境有所好转,容易使人陷入对经济的乐观看法。 然而,考虑到从现在起应全面展开的非金融部门结构改革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改革,以及作为酒驾事故共同责任者的我们所有人的意识改革等堆积如山的课题,当下正是非常重要的时点,不应犯下过度执著于这几项指标近期变动的错误。/朴振根 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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