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事态之后,以痛苦指数衡量的韩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生活质量急速恶化,而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反而有所提升。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正出现发达国家国民的痛苦也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百姓的现象。韩国国民因过重的税负、高失业率等,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4个成员国中承担着最大的痛苦指数。 我国国民痛苦指数格外恶化,也不无政府在克服经济危机过程中单方面将痛苦转移给国民的一面。 以痛苦指数评价各国国民生活质量的大宇经济研究所方面指出:“若目前状况持续,国民将对政府及政府政策变得漠不关心”,并主张“若这进一步演变为社会不安,我国经济可能陷入无法恢复的状态”。 但大宇经济研究所的上述主张最终归结为一项政策建议,即在推进当前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当兼顾景气刺激,以减轻国民感受到的痛苦,因而也引发误解,被视为诱导出符合财界口味的经济政策的高明策略。 ◇国民痛苦过大=史上首次达7%的失业率和达负7%的GDP增长率等,直接关系到国民痛苦。 我国痛苦指数自1992年起持续改善。但IMF事态后一年间指数上升多达14倍,表明今年以来我国国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已与以往完全不同。 还应注意,这一痛苦指数与竞争国日本、新加坡、台湾等相比,少则相差3倍,多则接近30倍,可能损害构成竞争力主要因素的社会和谐氛围。 此外,该指数不仅在OECD国家中最高,而且多数成员国痛苦指数呈下降趋势,唯有我国痛苦指数大幅上升。这最终意味着在发达国家的社交俱乐部OECD内,唯有我国政府对国民痛苦的应对格外迟钝。 不过,相较去年接受IMF救助金融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则呈相对较低状态。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年初备受担忧的物价上涨率随内需急剧萎缩而趋于稳定。 ◇全球范围痛苦正两极化=痛苦从发达国家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正在加速。近期金融危机现象频发的中南美国家国民的痛苦显现出增加的征兆。 最终,尽管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受到亚洲、中南美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目前看来并无太大问题。该地区痛苦指数减轻的最大因素可视为失业率下降和国民收入提高。也就是说,金融、劳动等实体部门至今仍处景气,因此数年来国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 相反,因金融危机受重创的亚洲国家国民痛苦正急速增加。实际上,亚洲地区除日本外的中国、韩国、台湾、泰国等7个国家的平均痛苦指数在过去一年间上升10倍以上。这是因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正经历典型的滞胀,并与我国一样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失业率急速上升。 中南美方面,由于金融危机自今年才开始,指数上尚低,但随时间推移正逐渐升高。由于巴西最近决定走向IMF,该地区国民的经济痛苦预计将带着时滞而增加。 ◇对我国经济的启示=应注意痛苦增幅过高。即作为经济主体的国民切身感受到的痛苦增加过快,若不予纠正,可能因社会不安等招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也与如下指出一脉相通:忍受痛苦亦有限度,政府应最大限度减轻国民当前切身感受到的痛苦,以维持增长潜力基础。有指出认为,若因社会不安等再度爆发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可能陷入无法恢复的状态。 因此,需要在尽快完成以政府为中心推进的结构调整的同时,努力削减包括国民痛苦在内的社会成本。特别是在这一部分,政府应通过提高财政执行效率等,致力于与国民共担并减轻痛苦。【温钟勋 记者】
1998-11-09
“经济痛苦指数”社会不安迅速扩散 忧失增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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