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与学生之中,谁是大学的主人?若装作博学地回答“学生”,那便是无知。大学的主人是教授。这是大学这一制度出现在地球上1000多年来始终不变的逻辑;从作为大学母体的中世纪修道院的例子来看,主人也是修道院长或主任神父。
如同作为大学发源地的欧洲(美国亦然)那样,这种“主人意识”也同样适用于初中或高中。学生们像在大学一样,每个课时各自分散,跟随任课教师更换教室。由于从中学时代起就已习惯于换教室,学生对自己所选科目的责任感与自立心增强,升入大学后也能毫无隔膜地专心学业。
然而这种听课姿态在韩国和日本的中学里行不通。学生们原地坐着,只有教师轮番填满讲台。班里有点势力的学生欺负身心较弱的学生,即所谓“霸凌”之所以在韩国和日本盛行,原因正在于此。在每个课时都各自分散的美国或欧洲学校不出现霸凌现象,同样可以用这一理由来解释。因为没有工夫去分谁整谁、谁受气,班级学生数也不超过20人。考虑到“三人聚在一起就会开始权力游戏”的政治学原理,在我们每年只分班一次、十多年都要在“同样的面孔、同样的教室”中度过的现实里,霸凌是极其自然的政治现象。
有人因该词源自虐待残疾儿童、动物或年幼弟妹的日语词汇,便认为这是日本现象登陆韩国,但这是本末倒置的分析。这是在韩国早已扎根的陋习。因为韩国的学制本身就是日本学制的翻版。原因在于在公民意识、亦即主人意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只看表面就引进了欧洲的教育制度。
如今60岁以上的韩国壮年层也记得自己儿时在班里遭受或施加过霸凌。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应“霸凌”的韩语词。后来才以“排挤”一词固定下来,近来更发展出“大排挤”或“暗排挤”这样的隐语。“大排挤”指遭受严重排挤的学生,“暗排挤”指暗中受排挤的学生。
小学时期的霸凌或许还能看作一时的顽皮。初中的霸凌正成为问题,但严格说来它只是近来才浮现、随波逐流的一个议题,并不足以成为举国议论的重大对象。问题在于类似的霸凌在校门之外猖獗,折磨着所有市民,却仍未确立应对方案。其代表性的霸凌就是韩国的出租车。
我的朋友K先生如今是“无业者”,但曾是率领200多名员工的能干企业家。两天前K先生从日本回来,在金浦机场遭遇的霸凌让人意识到,如今韩国的出租车文化已严重到近乎凄惨的水平。他在东京银座十字路口的电子显示牌上,看到金大中总统亲自带头唱歌、招揽外国企业投资与观光的政府宣传片,深受感动。然而这种感动在抵达金浦机场后立即变成了愤怒。他上出租车说要去位于一山的家,司机便问他给多少钱。K先生明知按计价器是7000韩元,但考虑到我们贫瘠的人情,提出给1万2000韩元。出租车司机说不给2万韩元就不能去,将车倒退十多米回到原来的出租车候车处,命令他下车。
愤怒的K先生下车想向交警举报,这次周围散着的其他出租车司机一拥而上,以半威胁的口气连举报都不让他做。他连路费都没有,第一次用里程票出发去见在日本自学的小儿子,却连一分零花钱都没能给就回来了,心里正一阵刺痛。想到看了银座电子显示牌宣传而来的外国投资者与游客遭遇这样的横祸能否安然无恙,他的心里更加刺痛。
改革的真意在于回归正常。正如要分清大学的主人是谁,也应把主人(市民)还给出租车。那才是正常,才是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