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是10月中旬,龙山站前广场上从汉江吹来的寒风依然凛冽。早上9点。刘莲玉(30岁,女,首尔江南区三成洞)穿过空旷的广场,快步走向俗称“铁道口”旁那间4坪大的木板房。那是一间狭窄、只要风大些就好像随时会倒塌的房子,却是每天为600名流浪者做饭的“上帝之家”。得快些。妹妹应该已经在煮饭了,但准备汤和小菜的时间还是很紧。
今天又多了多少人?过了10点半,车站南侧的角落开始排起越来越长的队伍。若是为了预购火车票而聚来的人就好了……然而他们全是来找饭、来找刘女士的人。原本最多也就100多人的队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制之后的几个月里已超过600人。
在这里为街头的人们做饭已经三年。周围人的劝阻如今变成了一半的放弃和一半的强求。但还是得做。
“每天11点,我和600多人有约定。”对没有明天的他们来说,饭和刘女士是最后剩下的“明天”。
刘女士懂他们的心。因为她经历过人生最底层。四年前她还是活动策划公司的代表,与两个孩子和丈夫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某天突然袭来的腰痛。病名和病因都查不出来,她成了下半身残疾。她几次想结束生命。患病六个月后,她走进了家门前的教会。她每天凌晨呼求,说只要病好就去帮助困难的人,四个月后疼痛消失了。从那时起,她奔走于少年院、孤儿院和养老院,投身志愿服务。
然而1995年岁末,痛苦从身体转移到了钱上。她和丈夫一起经营的公司倒闭了。连眼下的口粮都没有。1996年1月,他口袋里剩下的只有1万韩元。“好吧,就用最后这点钱,给饿肚子的人请一碗杯面吧”她握着1万韩元走向龙山站。
寒冬里人迹断绝的龙山站广场角落,有一位裹着一条毛毯的八旬老人。老人的脚因冻伤正在溃烂,毛毯的缝隙里灌着刀子般的寒风,她为老人买了药和饭。并承诺明天会准备饭来。从这天起,她每天为那位老人装便当。也是从这时起,活动策划的活儿又开始有了。
口耳相传聚来的人越来越多。5人、10人、50人、100人。便当变成了餐盘上的正餐。她在车站南侧铁道口前租下一间4坪的月租房,开始做饭。到龙山站广场来找饭吃的人也多了起来。在活动会场喊到嗓子沙哑,一个月挣的钱不过200万韩元左右。全都投进了饭里,但辛苦却越来越重。痛苦不在肉体。最难承受的是车站周边的排挤。广场的小卖部、车站的相关人员,甚至清洁工,都说“她把脏乱的人都招来了”,动不动就把她赶出车站。做饭的屋子太窄想搬,却没有人愿意出租。怕流浪者在附近晃来晃去。
人一多,她开始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因为为了支付无力承担的饭钱,她不断借债。也有不懂感谢、只催着快点给饭的流浪者,还有不少喝酒撒泼的人。
“给一顿饭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让他们精神上不崩塌,让他们对明天怀有希望。”她与他们交谈。她总是听到流浪者说“只因为睡在街头、在免费供餐处吃饭,就得承受人们冷冰冰的目光,这比死还让人难受”。
“让大家吃饭时排队,花了六个月”刘女士说,“当做零工领到日薪的流浪者一个两个地多起来,把钱递过来说添到做饭上时,我最幸福”。从1000韩元到5万韩元。不是因为钱。她幸福的理由在于,失去生活欲望的“饭友”们即便是做零工,也重新开始工作、有了希望。
每当她疲惫时,总有人给她力量。在所有人都劝阻时辞掉工作、主动要求一起做饭的妹妹英玉。原本从事电脑组装与销售、来龙山采购电脑配件时结识,连事业都放弃而加入的李东元(28岁)。还有从去年底起不时寄来捐款的200多名隐名赞助者和志愿者。在全国任何地方以时间、劳动和捐款奉献的人,都是她的同行者。
“除龙山站以外,仅首尔就有10多处在做免费供餐。从流浪者咨询所到庇护所,所有帮助邻人的人都是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她总是对家人感到抱歉。两个儿子承敏和承焕是街头食堂的元老。上个月她把小学三年级的长子承敏转学到车站附近的汉江小学。因为没人照看,有志愿者的龙山站反倒更好。承敏和弟弟承焕住在铁道口的木板房里。
刘女士最近更忙了。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她带着饮料去首尔站。为的是与那里的流浪者交谈。她判断,关心和共鸣胜过一顿饭。
她想做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如今已无法回头。因为她无法辜负那些看着她说“原来还可以这样活”的人、赞助者,以及每到中午就来的流浪者的期待。牺牲成了她的人生和喜悦。
刘女士越来越忙、帮她的人越来越多,并不全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社会的阴影有多大。但多亏了他们,IMF的痛苦稍微轻了一些。“希望经济尽快恢复,在龙山站吃饭的人能减少到100人以下”这是她的心愿。【记者 李恩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