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低”现象的到来,为因经济极度困难而在心理上极度萎缩的韩国国民带来了不小的安慰。
直到不久前,因日元疲软、人民币贬值忧虑、中南美外汇危机可能性、美国股价暴跌等,世界经济曾被乌云笼罩到难以看清眼前一寸,而随着发达各国降息和日元升值显现,如今至少给人一种可以避免最坏崩溃局面的安心感。
当然,很难期待“新三低”给韩国经济带来的利益会像1980年代中期的“旧三低”那样显著。最大的差异在于,“旧三低”时期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期,而如今世界经济正经历全面的不景气。
具体来看,80年代是在10%水平的全球高利率下出现大幅降息,而现在降息幅度较小;日元升值若考虑美日之间的经济表现差异,也很可能只是短命现象。
但美日之间的利差将缩小,增长率差距也将从4个百分点缩小至2个百分点,因此相当一段时间内120日元区间是可能的;考虑到韩日出口竞争关系密切,难以否认韩国出口环境正趋于有利。
无论如何,“新三低”预计将使韩国经济增长率最多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最少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可以说为韩国的景气刺激政策提供了助力。
在政府宣示刺激景气意志、以及对“新三低”出现急躁而兴奋的期待心理之际,也出现了担忧之声:韩国的结构调整努力是否会因此后退。这种担忧,从代表韩国的巨大财阀的行为方式来看,不能仅仅视为多余的忧虑,而很可能成为现实。
韩国企业家中,仍有一些人无法摆脱对过去好时光的怀念与留恋。极端而言,甚至有人主张即便无视国际规范,也要展开以政府支援为主导的强力出口驱动以实现贸易顺差,用这笔钱尽快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托管,之后回归政府—银行—企业勾连、一心追求增长的旧体制。
虽在数量上属少数,但拥有强大力量的反改革论者巧妙利用国内状况,制造有利舆论。例如,把“亚洲经济危机的原因不能仅归于当事国脆弱的经济结构,还应从国际投资者不加分辨地撤资中寻找”这一讨论作牵强附会式的扩大解释,以淡化结构调整的迫切必要性。
为纠正对冲基金等短期投机性资金弊害而进行的各种改善方案讨论确实存在,但东亚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和过度的企业负债是外汇危机直接原因这一解释,至今并未改变。
进而,国际金融界所着力推进的,是在资料透明性基础上,构建能够准确进行国别、企业别风险评估的自身能力。国际金融界对未能事先察觉亚洲外汇危机的IMF也不抱信任,反而要求IMF倾听他们的意见。
国际金融社会监督和评价韩国结构调整的功能今后将进一步强化,其必然结果是对韩国失误的宽容范围只能大幅缩小。
从国内来看,对不良大企业的持续金融支援以及系列公司之间的支援,正成为经济复苏的重大障碍。外汇危机之后储蓄率进一步提高,但投资剧减,因此当前金融机构流动性十分充裕,然而多余资金并未流向风险企业、有前景的中小企业和稳健的专业企业,而是被用于不良企业和国公债投资。
因此金融紧缩迟迟难以缓解,需要果断清理不良企业,并对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投资加以规制。
有人称不良企业主的所有权也应作为私有财产权受到保护,但这包含着忽视金融机构和优良系列企业股东私有财产权保护的重大漏洞。这正是不良大企业的迅速清理不应因执著于所有权而被延误的理由。
从逻辑上看,宏观经济稳定和通过投入公共资金进行金融结构调整是政府的职责,企业结构调整是民间的职责。政府只需通过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性的监督间接引导企业结构调整,并通过提高经营透明性、活跃经营权市场,使企业自发进行结构调整。
但韩国的现实与逻辑结论相去甚远,因此需要有政治意志来制约巨大财阀的抵抗,并须牢记:没有结构调整,新三低和景气刺激政策只会制造另一个泡沫。/李景台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