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警力,犯罪就会减少吗?从逻辑上说没错,但事实并非如此。近期美国马萨诸塞州曼特霍利约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理查德·摩根博士所做的实验结果颇为有趣。
摩根教授通过针对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市内15个警察局展开的调查结果给出了答案。他将市内15个警察局分为三个等级,在最初5个警察局的管辖区域投入了比平时多3倍的警力。
第二组的5个警察局投入比平时减少一半的警力,第三组的5个警察局则投入与平时相同的警力。如此巡逻一年后的结果显示,三个等级的警察局之间在犯罪发生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他还挑选了每名警察对应居民人数完全相同的两座城市——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州)与达拉斯(得克萨斯州)展开调查,结果确认达拉斯的犯罪率始终比圣迭戈高出2倍。原因很明确:与加利福尼亚州相比,得克萨斯州的州法较为宽松。
警力的增减与预防或消除犯罪无关。这一平凡却非凡的事实,亚洲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早已切身体会,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加以阐明。新加坡的国际人物、前总理李光耀半个月前出版的自传《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在这一意义上提醒人们:今日作为亚洲最佳福利国家的新加坡之存在绝非偶然,而是源于一位领导人的洞察与胆识。
这本于16日他75岁生日之际出版的书,因两处内容成为国际话题。其一是,他在刚满二十岁的1943年作为占领国日本军部的帮手,从事AP、路透、塔斯社报道的翻译工作,将外电所反映的战况一一向占领军告发;其二是,他当时从日本军部学到的对犯罪者的严酷处罚,日后被原样应用于统治新加坡。
他之所以被尊为新加坡国父,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能够在国民面前毫无顾忌地坦白自己过去的大政治家特有的襟度。然而令人对其伟人之处重新产生关注的,反倒是第二处内容——对犯罪严格执法。
新加坡是华侨国家。东南亚华侨特征中尤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国籍意识不明。每位国民持有两三个国家的护照是常事,尤其是与商魂相结合的凝聚力松散,一直是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障碍因素。在把这种风土的华侨国家打造成如今在国家对外信用度方面位居世界第7位的准乐园国家的过程中,李光耀选择了消除犯罪作为主要武器。按住国家的何处才会颤抖,解开哪一颗扣子才能树立体统与公信力,他都是通过与犯罪的斗争切身领悟的。
以欧美感觉来看,他过去31年的执政也可能被指责为假借法治的铁腕统治。巴黎不少餐馆或咖啡馆干脆不摆放烟灰缸。烟头被要求丢在地上,只有这样,清扫烟头的清洁工才不会断了饭碗。在这种欧美情绪之下,新加坡连吐痰、烟头乃至暴食都可成为处罚理由的做法究竟会如何被看待,完全可以想象。守法,但守的是守法的必要性与意义,与仅仅因为害怕处罚而遵守,二者大不相同,这正是此类指责的依据。
对此,李光耀在自传中作出回答。他承认“严酷执法所带来的恐惧确实是祸害”,并解释其原因在于“青年时期在日本军部之下的经历不知不觉渗入身体”。但在结论处他并不让步。就犯罪而言,宽容绝不可行。他以执政经验强调,唯有严酷处罚才是良药。这不能不说是造就今日新加坡的存在理由。
这不该只是“新加坡的故事”。有一点很明确:鉴于当下企业破产与失业者泛滥,韩国社会不久也将面临必须打一场与犯罪之战的局面。人们可以反感李光耀的铁腕驾驶。但不能连其驾驶技术也一并指责。更何况,警察增加并不会使犯罪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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