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从28日至30日的三天内,将投入21万亿韩元国民税金,用于收购银行不良债权和扩充其资本金。到明年上半年为止,金融结构调整共将投入64万亿韩元。
国民今后短则5年、长则10年以上都将背负沉重税负,数万名银行职员则在毫无对策的情况下被推上街头。然而,那些让金融机构千疮百孔、最终招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金融的“官治金融”“政治金融”的主角们,至今不仅未分担损失,连责任追究都得以规避。
有人指出,对于用税金解决金融不良、从而将巨额负担转嫁给后代的政府政策,现在必须用严格的标准加以衡量。
◇金融结构调整成本巨大=政府将在30日之前向5家退出银行和接收银行提供9.3万亿韩元,向商业与韩一、韩亚与保宁、国民与长银等合并银行提供6万亿韩元,合计21万亿韩元。到明年上半年共将投入50万亿韩元。加上上月之前已支出的14万亿韩元,规模达64万亿韩元,相当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421万亿韩元的15%。这与1991年至1995年间美国支出GDP的6.0%、1991年至1993年芬兰支出8.3%、瑞典支出4.7%的情况形成对比。
如此巨额投入资金的政府却强辩称“实际财政负担并不多”。政府称债券利息负担今年为3.6万亿韩元,明年仅为8万亿至9万亿韩元,2000年以后变数太多难以预测。问题在于,已发行债券的利息负担将持续到何时无人知晓。即便每年支出近10万亿韩元利息并持续5年,总负担也将达50万亿韩元。若再计入存款代付造成的损失,财政负担将呈几何级数膨胀。
若经济正常,本可平均惠及国民的10万亿韩元税金,如今每年都要投入金融部门。为弥补不足的税源,政府只能增加征税。
◇政府在支出结构调整成本上过于宽松=对于投入如此巨额财政资金推进金融结构调整,许多人认为“为结构调整而动用税金理所当然”。
政府在确定99年预算案时,为金融结构调整安排了7.8万亿韩元。在建国以来首次削减向来是禁区中的禁区的国防预算的情况下,只要一句“金融结构调整需要”便可畅行无阻。金融结构调整实际上已成为无人能触碰的禁区。
为实现金融正常化而投入的财政资金规模是否适当,无人知晓。可能如政府所称足够,也可能如金融界所称远远不足。问题在于,作为负担主体的国民无从参与政策决定过程。有人指出,应在国会讨论过程中彻底检验,纠正错误之处。
◇必须就巨额财政支出追究责任=金融不良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被指出的是以担保为主的贷款惯例和糟糕的审查能力等金融界自身的局限。多数银行的经营层已经退位,留任的经营层前景亦不明朗。银行职员每10人中有4人须离职。银行股东也因减资措施遭受巨大损失。政府强调“财政支援之后,必须以股东等当事方分担损失和高强度的自救努力为前提”。
然而,对那些对金融界施加巨大影响力、强迫向不良企业贷款的政界人士或公务员,却没有要求其分担损失的声音。曾在金融界如帝王般号令一切的政策负责人,如今仍在领取巨额年金,还各自占据一个位置。政府内部甚至可见试图向因政府出资而实际上被国有化的金融界空降人事的动向。
靠银行债务进行章鱼式扩张、助长不良的财阀们,虽在政府的“大交易”(大规模业务交换)压力下勉强应承,但内心仍未摆脱“先躲过这阵暴雨”式的旧习。对造成巨额国民负担的阶层和集团本应无一例外地追究责任,政府却刻意视而不见。
还有人心生疑虑:现今财政经济部是否想借金融结构调整之缰绳,重现旧财务部的荣光。【孙东荣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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