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09-02 | 김희중, 이용택, 권구찬, 한상복, 백재현

[IMF解法 开启企业复兴] <5> 坚守经济政策原则与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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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措施是政府为谋求资本市场稳定、健全培育而表明的坚定意志。今后也将为股市发展倾注最大努力。”1989年底,时任财务部长官李圭成宣布,将向韩国、大韩、国民等三大投资信托公司提供无限额资金支持,用以买入股票。这就是所谓的“12·12措施”。这是为稳定持续暴跌的股市而推出的“百万吨级股市扶持政策”。股票在当时是最大的全民关注焦点。自1986年开始的低利率、低汇率、低油价即所谓“三低景气”使股票投资成为“最佳的财富增值手段”,农民卖牛、渔民卖船,误以为晚一天就会蒙受巨大损失,如蚁群般涌入。然而,自1989年下半年起,要求救活连续暴跌股市的投资者示威在汝矣岛证券街乃至全国接连不断,扶持股市不得不成为政治议题。 政府公布12·12措施后,股指一度飙升多达34点,看似取得了效果。然而政府鲁莽的介入根本没能扶起股市,反而因股价连续暴跌把三大投信公司逼到悬崖边,引发了另一种后遗症。 三大投信承接的2.8万亿韩元规模股票在股价反复暴跌中沦为废纸,到次年6月,投信公司录下高达5400亿韩元的巨额评估损失。最终,1992年8月,时任财务部(现财政经济部)以化解投信公司经营困难为名义,提供了高达2.8万亿韩元的韩国银行特别融资。该特别融资利率为3%,可谓名副其实的优惠金融。 投信公司把这笔钱高息运作,用息差弥补赤字,但裂了缝的缸漏水是必然的。韩国银行曾反对为投信公司和股票市场大举注资,但政府与执政党以政治逻辑毁了经济。 有句话叫“依法办、按原则办”。当双方意见与主张相差太远、难以达成一致时,这往往是最后打出的一张牌。再复杂的问题,以法律和原则为尺度也容易解决。然而历届政府都无视这样的法律与原则,以“舆论”这一便利的尺度把政策切得七零八落。特别是每到选举季,就把物价抛在一边、滥放货币,结果给国民带来痛苦。 国民的政府恐怕也绝非例外。总统一有机会就高声强调要重视法律与原则,但在现场这样的要求并未真正奏效。 被指为整体不良包袱的汉南投资信托,以及现代汽车集团事态就是代表性案例。国民投资信托明知收购汉南将不得不承受巨额损失,却决定吸收该公司资产。专家担忧,稍有不慎,国民投资信托的经营极有可能陷入严重危机。尽管如此,现代仍决定收购汉南。也有部分观点分析认为,国民投信收购汉南投信后,可以强化此前薄弱的湖南地区营业基础。但即便营业基础得以扩充,一家不良资产累积的公司究竟能带来多少帮助,仍无法有把握断言。 现代汽车集团事态也是如此。劳动部长官承诺不再介入,等于承认了“政府的失误”。但在第一颗扣子就扣错的情况下,政府这样的承诺能否守住令人怀疑。即便守住,也会引发公平性争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处于和议状态的Mando Machinery围绕雇佣调整已纠纷半个月。公司经营困难到走上和议,却仍称不能缩减饭碗。这类劳资纠纷的底层,潜藏着这样的期待:现代汽车既然也是政治解决的,我们只要施加实力,不也会如此吗。 政府要求企业进行果断的结构调整,要求把已经不良或很可能不良的业务全部清理,只留下优质业务作为主力加以培育。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与雇佣调整相连。对盈利业务不多的大企业而言,在淘汰不良子公司的过程中大规模裁员是必需的。 然而政府一边要求结构调整,一边强求雇佣稳定,滥发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真可谓朝令暮改。政策前后不一,随着时间推移说法不断变化。 迎合人气的政治逻辑让经济受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财界主张,在选定淘汰企业的过程中协调融资仍在继续,该企业又被适用于工作重整、获得带有优惠性质的协调融资,政府的结构调整工作已丧失公正性与客观性。 财界尤其指出,银行的并购不交由市场机能,而由金融监督委员会单独处理,官治金融正走向更为严重的局面。 曾任被淘汰的京畿银行高管的金某质问道:“把作为代表性不良金融机构、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负担的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原样放着,却以冲击小为由强制淘汰小银行,这不正是典型的舆论行政吗。” 尽管金大中总统主张双向沟通的经济政策,官员们旧时代的官治意识仍未根除。政府如此“率先垂范”(?)地违反法律与原则,却呼吁企业和国民守法,这是错误的。也有批评指出,急躁的政治逻辑给今后预计将接连出现的企业结构调整与雇佣调整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后患。当无原则的政治逻辑支配经济时,国家经营将走向何处,无需多问。 特别采访组 金熙中次长(组长)、李容泽、权九灿、韩相福、白载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