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叫“罪阀”。 若理解为“罪孽深重的财阀”,大体不会有错。可隆集团名誉会长李东灿曾在其自传中,坦陈自己对企业家遭受此类评价的心境。 也有“企业活,国家才活”的说法。对这句话恐怕少有人不赞同。因为企业经营良好才能使家庭和国民经济稳健,这是真理。 在我们社会,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评价就这样截然相反。如何缩小这种反差,也许正是我国财阀政策的本质所在。 政府应提供机会,让企业和企业家干得起劲、获得与之相称的财富并取得成就感;企业则应以透明经营和正当竞争积累财富,赢得尊重,如此才能确立对企业的新评价。然而近来在我们社会,这种相反的评价似乎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尤其是在被称为国家破产的IMF体制下,有人提出“财阀责任论”,认为财阀集团的散漫经营是决定性因素;以此为契机,新政府团队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财阀集团的经营行为”的财阀政策,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最终甚至出现了财阀解体论。社会对财阀集团、集团会长及企业的评价正变得更加负面。 就国民经济而言,这种现象绝非可取。企业自身必须就经营透明性、责任经营、举债经营的改善等财阀体制“船团式经营”所引发的问题,展开大胆的改进努力。即便没有政府或社会团体的“强制”,企业自己也非常清楚,沿用既有经营方式无法在IMF体制的无限竞争中生存。 也就是说,在不变则亡的情况下,没有不会改变的企业。业界指出,若承认这一事实,政府如今也需要努力改变对企业的认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鼓舞、激励企业和企业家,提振其士气,为企业家注入动力,使他们能够干得起劲。必须重新确认,这才是尽早克服IMF体制的捷径。 在重振陷入萧条的我国经济的方案中,最为紧迫的有两条:扩大出口与引进外国资本。在这两方面能取得多大成果,取决于财阀集团付出多少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转变思路,以及在结构调整上有多积极,这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财界一致指出,若承认这一状况,就有必要考虑与之相称的政策转变。当然,财阀的问题必须纠正。散漫经营、所有者的无责任经营、通过变通手段的财富世袭、忽视小股东等必须改革,这一点无人有异议。但要全面否定韩国特殊状况所造就的财阀体制本身,时间太短,可能引发的混乱也太大。 共生不只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问题,同样适用于政府与企业。【记者 朴元培】
1998-02-24 | 박원배
财阀是罪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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