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寒流中夹着一股小风,那便是民族主义之风。人们都感叹,IMF总裁康德苏像伊藤博文一样耀武扬威,而金泳三总统在他面前像高宗一样噩梦缠身。世纪初胃庵张志渊那“今日放声大哭之声”(是日也放声大哭)仿佛再度响起。那个“今日”不是一天,而是一个世纪吗?如今该摆脱这种伤感了。并非因为民族主义不好。民族主义是民族之魂,没有它的民族,是比蚁群更无灵魂的人群。 然而民族主义也有明智的民族主义与盲目的民族主义,还有陈旧的民族主义。民族战争时代、冷战时代都已过去,在经济战争时代,盲目的伤感只会像义兵的旧式枪一样增加牺牲者。 此次与IMF的交涉过程也是如此。无能的政府被“国耻”这一可怕字眼吓到,推迟了救助金融的申请,与IMF方面的谈判中也手足无措。也有报道称,IMF方面因韩国人的过敏反应而对救助金融心生犹疑。 如今我们明白,仅凭笼统的伤感既守不住财产也守不住自尊。我们的民族主义须以更冷静的理性与坚实的责任感来锤炼。 这不仅是经济战争时代的话题。1965年反对韩日协定的示威中,我们的民族主义也暴露出破绽。被警察追赶的女大学生示威者丢下阳伞逃走,查看那些阳伞发现,大多是日本产走私品。 此后30余年过去,日本商品依然受欢迎,对日贸易逆差只增不减。而反日的声音也不落人后,高得像独立纪念馆一样。 此刻,会不会也有身穿外国名牌、口灌洋酒,却为“经济托管”悲愤慷慨的忧国志士?那如同发声装置故障的机器人,但细看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模样。 并非只有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有破绽。日本企业在国内彼此激烈竞争,但一旦某家企业与外国企业交涉,其他企业便干脆退出。韩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以倾销竞争自相残杀,则是众所周知之事。 若不伴随责任与牺牲的民族主义如此空洞,那么缺乏思虑的民族主义则是危险的。可能一边自残一边狂热,也可能混淆敌友。 高举“全球化”旗号的金泳三总统拆除外国人公寓与旧朝鲜总督府建筑便是好例。那乍看是雄壮的民族史诗,细看则是高喊全球化的大院君主演的喜剧。对“民族正气”缺乏抵抗力的国民则作为群众演员参演。 这也不只是金总统。朴正熙总统用“韩国式民主主义”一词挡住批评其独裁的外国舆论,把国际人权团体的谴责推为“干涉内政”。二者都是诉诸国民对外国干涉过敏的情绪。光州民主化抗争后政府推行不看日本电视运动,也是为掩盖惨状而引入反日情绪。 不必只举久远的事例。此次IMF方面要求韩国经济界提高透明度,政府却称那是过度干涉等,刺激国民的自尊心。然而我们经济的透明度,在成为他们的要求之前,本就是关乎我们生死的课题。 经济中民族主义可能被滥用,两三个世纪前亚当·斯密早已指出:“被企业收买的政治家以保护国内市场为名自称爱国者,把主张自由贸易的势力当作卖国贼加以围攻。”那个“爱国者”正是“民族主义者”。 他在并非地球村时代而是民族战争时代就指出,人类不仅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朋友。迎来IMF时代的我们,为了学习的不是经济而是民族主义,应重新取出蒙尘的《国富论》。我们的历史书也该重新翻出。若忙,至少也该读一读与此次市场开放口吻相近的开港部分。 1876年在日本强迫下实现的开港与资本市场开放,时代与过程自不相同,内容也不同。但西洋文化与思维涌入我国这一点是相同的。它既是危机又是机会这一点也相同。 日本1853年被美国炮舰外交所震惊而开港,却将其作为近代化的机会。20余年后派出西洋式军舰云扬号,摇身变为殖民势力。 我们的开港20年,从近代化角度看是虚度的岁月。东学军相信念诵东学教咒语便能中了日军枪弹也不死,一边念咒一边倒下。国家也倒下了。 此后一个世纪,我们无数次听着近代化的口号生活,并相信已踏入先进化门槛。然而事实表明,我国仍是有皇太子的王朝国家,是有君王内帑金的经济。于是又迎来一次“开港”。唯有抛弃虚势、抓住这次机会,下个世纪才不会放声大哭。
1997-12-12 | 양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代的民族主义/梁平,编辑委员(编辑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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