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2-04 | 김준수

形势判断松懈 应对摇摆不定/须追究“国家破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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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院无视韩宝、起亚处理失机的“危机”警告/韩国银行也把金融稳定置于次位,只顾争夺饭碗随着韩国在国际社会“乞求”外汇、甚至面临丧失经济主权的危机,要求追查把事态搞到如此地步的当局者、追究相应责任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 国家经济陷入破产状态,不仅是政府,也是政界、企业、劳动者、国民、媒体等所有方面的共同过错,但有观点指出,若当局在形势认识和政策应对上做得妥当,事态不至于恶化到这种程度。 财政经济院等政策当局以安逸的形势认识和错误的政策应对反而放大了混乱,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谈判中也因应对不成熟和急躁,实际上把经济主权全部交了出去。 今年以来发生的大企业倒闭事态延伸为金融不良,起亚事态长期化,各界不断担忧危机局面将至,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也一有机会就警告可能下调信用等级,但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彻底以“不知情”一贯到底。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指出,韩国政府上月19日公布的金融产业结构调整计划若能提前6个月,就能避开金融危机——这无异于对政府政策失机的严厉斥责。 尤其是财经院和韩国银行不仅因安逸的形势判断错失应对时机,还引发内部摩擦和相互纷争,反而放大了祸端。 财经院在原经济企划院与原财务部出身者之间,或在政策线与金融线之间相互猜忌、屡屡摩擦,落得失策、失机、失效的“三失部门”恶名。 韩国银行则因对韩国银行法修订的看法分歧而在职员之间产生摩擦,甚至出现中央银行史上前所未有的联署要求总裁辞职之举,上下反目、隔阂不断加深,业务执行出现重大受阻。 这两家机构因所谓“饭碗之争”在泥潭中纠缠,在金融改革法案处理过程中表现出极度对立。财经院与其说是说服韩国银行,不如说主要是以经济为抵押蛮横推进;韩国银行则不顾国家处境,甚至不惜街头斗争。 年初发生的韩宝事态成为国家经济破产的起点。在听证会和检察调查过程中,官治金融、政治金融的弊害暴露无遗,政界人士和银行行长被成批拘留。然而在此过程中,作为监督当局的财经院和韩国银行未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只是大办内部晋升宴。 如今财经院在IMF压力下“大刀阔斧”处理的综合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一直充当着他们的“安身之所”。作为结构调整首要对象的综合金融公司与银行的协会会长都出身原财务部,与此不无关系。 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监事职位,大多由韩国银行和银行监督院出身者包揽。这类空降人事显然是金融机构不良的重大原因之一。 起亚事态长期化,成为加重我国下坠经济负担的决定性契机。在起亚处理几经曲折理出头绪之后,金融与外汇市场的混乱反而进一步放大。前副总理兼财经院长官姜庆植虽迟迟辞职,但事态已难以收拾。因为政策不信任已达极点。 以副总理林昌烈为首的新经济班子相对迅速地作出决断,为引入外汇四处奔走,但要恢复已跌至谷底的政策信任,终究存在局限。 他们在与IMF的谈判中还过于急躁、应对生涩,实际上举了“白旗”,连国民对政府的最后期待也一并背弃。 更糟的是,青瓦台未经确认便草率公开幕后谈判内容,引发存款挤兑等,进一步助长混乱,表现令人痛心。 我国正处于既要清理开发时代遗留问题、又要一次性承受全球放松管制浪潮的过渡期状况。因此,只有明确确立政策与监督当局的权限和责任,才能把副作用降到最低。但不幸的是,对此界限不明、原则摇摆不定,结果国家沦落到如此境地。 在把一国经济主权交给外国的国耻局面下,如果把国家经济搞成这样的当局者不承担责任,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只会更加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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