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1-26 | 정종석

应以部门协同体制强化物流政策/郑钟石(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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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美国以禁止日本商船进出港的强硬应对措施,使美日海运纷争一度逼近贸易战边缘,最终因日本政府立即承诺按美国要求改善港湾运营体系而戏剧性达成协议。事实上,日本的贸易港长期以来因行政规制和不合理的装卸劳务惯例导致高物流成本,日本国内不满声音也很高。然而在日本政府应对不力、既得利益层强烈反对之下迟迟找不到改善头绪,最终在外部势力(港湾服务需求方美国)的压力推动下,不得不着手港湾改革工作。那么,成为美日港湾纷争导火索的港湾装卸事前协议制及各种规制,是否果真只局限于日本港湾,而我国港湾完全没有那样的问题呢?绝非如此。使用港湾的进出口企业的主流意见是,我国存在比日本更为严重的问题。 不仅是港湾,在港湾之外的陆上运输、铁路运输、装卸、保管仓库等物流部门,也无一例外地因各种行政规制和竞争限制因素而形成严重的高物流成本结构。此外,公路、铁路、港湾等社会间接资本设施不足,物流产业落后与低效率,企业对物流理解不足及物流管理体系落后等,也是高物流成本结构的主要原因。 为通过物流革新提升产业竞争力,政府在规制改革、社会间接资本设施投资等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但迄今推进的规制改革成果大多属于“民怨疏解性”课题,即使是为促进物流市场竞争的“结构改革性”课题,也大多停留于表面性的制度改善。 扩充社会间接资本设施对改善高物流成本结构也是必需的。但若不愿重复日本以“物流基础设施等硬件一流、软件三流”评价本国物流体制的先例,就必须同时推进为促进竞争的规制改革以及通过改善竞争限制因素来确立物流市场机制。 试图通过行政规制积极介入物流部门结构改善的政府角色,与物流市场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整体放宽规制的潮流相悖,应予摒弃。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应停留于自由放任的位置。相反,当前最重要的政府角色在于营造能够依靠民间部门的创意与自律实现高物流成本结构改善的条件。 为使政府的这一角色更有效推进,其前提条件是:第一,应通过构建物流相关部门间协作体系来强化物流政策的推进力。虽然政府为改善物流付出许多努力,但由于各部门单方面处理物流悬案,部分悬案因政府部门间矛盾与对立而未能顺利推进的事例也时有出现。 物流政策主管部门建设交通部与韩国海洋水产部从物流服务供给方的视角处理物流悬案,而通商产业部则从物流服务需求方立场切入,部门间不协调之音不少;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强烈,跨部门物流政策的制定与推进确实不够顺畅。因此,有必要组建并运营跨部门协议体,以制定克服各部门利害关系的物流政策并强力推进。 第二,应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联动体系,使政府推动物流革新的强烈意志能够在一线部门得到执行。近来围绕对集装箱进出口货物征收的“集装箱税”,相关业界与釜山市的摩擦日益加深,而仁川市也拟自明年起征收集装箱税;对此中央政府认为,在经济形势本已艰难之际征收集装箱税将加重企业物流费负担,成为削弱出口竞争力的原因,因而强烈要求废除。正如这一事例所示,只要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对物流效率化的必要性形成共识并建立可相互协作的联动体系,就能够合理地改善集装箱税征收问题。 □简历 ▲高丽大学农业经济学系、经营大学院(经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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