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迈向发达国家门槛的重大关口。尽管从指标上看,增长、国际收支等正在改善,产业生产也在稳步增加,但财界的危机感并未缓解。危机感的直接原因,最主要的当属Kia等大企业破产事态及由此引发的金融不安,但背后还存在若干根本性因素。首先,高成本、低效率导致的竞争力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国门之外无限竞争汹涌而来,而国内却已固化了远超生产率的高工资结构。按人均收入水平体现的生产率水平不足日本或美国的三分之一,而工资水平却已接近其60%至80%。 与高工资一同压迫我国经济的第二个高成本因素是高利率。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是竞争国的2至5倍。工资和利率偏高的原因是复合性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以现在的高工资和高利率水平,绝无可能重振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自由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冲突,即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也是严重问题。在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下,所有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无论能力如何,人人只能行使一票。然而自由市场经济必然按能力创造出经济上的不平等。极端地交由自由竞争,能力最强的人便可独占经济财富。但现实是,政治不得不更看重多数人的选票。此外,我国传统上不仅公平意识强烈,还存在积累财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的观念,因此政治始终支配着经济。于是在如今这样的全球竞争时代,存在着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对大企业的规制政策,企业始终无法摆脱政治权力和官僚影响力的束缚。 企业家的不安感与挫折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今我国企业家正经历极为艰难的时期。在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勉强扩张业务、经营松散,这是事实。随后在已逼近眼前的无限竞争浪潮面前,变得束手无策。政府以结构改革为方向,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的重要性。 即通过促进竞争,让在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存活,让做不到的企业倒下。企业希望政府更积极地挺身相助,但看到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政府,充满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作为市场经济火车头的企业活力,并借此提升竞争力,政府、企业、劳动者等各经济主体必须改变思维框架。 首先,政府必须明确市场经济的框架,尤其是政府的角色。这并非单纯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就能实现,而需要更根本的政治选择和决断。政府必须真正决定:是即使部分忽视对公平的诉求也要重视效率,还是考虑国民对公平的情绪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必须明确决定是建立发达国家式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还是固守含混不清的韩国式“市场经济”。然而这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因为考虑到我国国民的情绪,政界的利害关系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随时可能相互冲突。 其次,企业也必须革新思维。企业不应采取对现实发泄不满的消极方式,而应积极应对,找出为弘扬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应做什么、如何做。必须思考如何化解国民对大企业的负面看法,并付诸实践。如今我国企业已成长到必须自己守护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平。明明应当自行开拓自身环境,却仍期待有人出面营造自由的企业环境,那么问题绝不会得到解决。应积极展开维护体制的努力,如提高经营透明度、遵守竞争秩序、以长远眼光更加活跃地推进社会性投资等。因为没有对企业的信任,自由市场经济便无法存在。 劳动者也应正视现实:如今的选择是失业还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能多拿多少工资。以为可以适当偷懒,通过工会或政治影响力就能保证获得高幅涨薪,这是幻想。企业垮了,劳动者就会成为失业者。若不能认识到当前我国企业正经历多大困难,其代价将以失业这种切骨之痛的形式支付。 让我们共同汇集智慧,找出政治与经济共生的原理。因为那是同时挽救自由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
1997-10-20 | 차동세
政治与经济共生/车东世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松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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