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34年……“如今是提升祖国地位之时”/63年以矿工、护士身份赴德,自营商业等开启新生活/第二代西化思维致代际矛盾加剧/向子女灌输民族自豪感的做法扩散今年6月14日,德国莫尔斯地区的一家酒店举行了退休韩籍矿工联谊团体“格吕克奥夫”的出版纪念会。为纪念《赴德矿工30年史》出版而举行的这一活动,包括大使洪淳瑛在内共有300多名矿工出身的侨民出席,场面热烈。“格吕克奥夫”是德国矿区通用的问候语,1973年韩籍矿工组建联谊团体时开始用作团体名称。德国侨民史可以一言概之为矿工与护士的历史。随着矿工和护士入境,德国的韩人社会开始形成;而当这一人员流入中断后,韩国人向德国的移居实际上也就停止了。 美国等其他国家可以由先移居者邀请兄弟等亲近之人前来,即邀请移民,但德国政府不允许这种移民方式。因此,目前居住在德国的韩人大多是在60至70年代以矿工、护士身份入境的第一代韩人,以及他们在当地生育的第二代。 ○1.7万名侨民生活于此 去年韩国驻德大使馆掌握的侨民人数约为1.7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矿工和护士,以及他们所生的第二代韩人。 韩国矿工赴德的首个契机是1961年大韩煤炭公社与德国西门子(Siemens)公司签订的《关于韩国矿工赴西德就业的相互备忘录》。随后1962年两国签订投资保障协定,1963年12月韩国政府与德国煤炭矿业协会就相互派遣人力达成协议,韩国矿工派往西德开始全面展开。 1963年12月首批247名矿工踏上德国土地,至1966年共分7批、2521名矿工入境。此后经过4年多的空白期,从1970年到1977年又分40余批,追加派遣5415名矿工赴德。15年间共有7936名矿工进入德国。 据说当时赴德矿工极受欢迎。在出国机会不多的年代,学历较高的高级人才大量应征,因此还出现了“伪装矿工”一词。 派往德国的7900多名矿工大多在完成3年合同后回国,或移居美国、加拿大等地,其余1300多人留在当地,至今扎根生活。 曾任慕尼黑韩人会会长的宋俊根(58岁)也是1970年作为第二批派遣矿工赴德并定居的案例。宋某回忆说:“当时每个受理申请的地方都人山人海,赴德矿工的人气非常高”,“那是经济困难年代里,渴望出国的愿望一下子喷发出来的结果。” 他还解释说:“当时马克汇率约为80比1”,“公务员月薪为1.5万韩元的年代,只要挣到1000马克(8万韩元),就能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 矿工赴德除了带来个人收入增长的效果外,在国家层面也取得了相当成果。不仅提升国家声望,外汇收入带来的国际收支改善效果也不容小觑。此外,改善与德国政府的关系、扩大两国文化交流等民间外交层面的成果也不少。 因此,韩国政府曾积极保护当地劳工,如紧急派遣劳务官赴当地、签订防止双重征税协定等,以便韩国矿工获得有利的劳动条件。 一位要求匿名的侨民强调了时代角色论:“离开金浦机场时,前路一片茫然”,“但从60年代当时韩国的经济状况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出国,确实为国家经济贡献了微薄之力。” 与此不同,护士赴德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民间主导。在李寿吉博士等部分在德韩籍医生的斡旋下,从1965年到1976年的12年间,共有10032名护士入境德国。 韩籍护士尤其亲切温和,深受德国人欢迎,受此触动的德国政府提供了优惠,如韩国护士在当地结婚可延长居留期限等。 ○第一代的角色实际上已告结束 慕尼黑医科大学教授申允淑(51岁)表示:“整个德国对韩籍护士的评价都很好”,“当时德国政府为阻止亲切温和的韩籍护士回国,提供了延长居留期限等各种优惠。” 韩籍护士中相当一部分与派驻当地的韩国矿工结婚,开始了新的人生。矿工同样通过与护士结婚获得居留期延长,随后在当地企业就业或自营经商,开拓新的生活。这可谓第一代韩人的定居期。 然而进入70年代后期,随着护士和矿工入境中断,韩国人向德国移居实际上被封堵。因为德国政府强化了外国人移民条件,韩国人新的移居已不可能。 因此,德国的韩人数量自70年代以后持续停滞。若说有变化,那就是矿工与护士结婚后在当地生育的第二代成长起来,开始形成韩人社会的另一中心轴。 德国的第二代韩人如今已到了在读大学或大学毕业就业的年龄层。当地分析认为,以矿工和护士起步的第一代韩人正努力向他们灌输作为韩民族的自尊与自豪,但由于代际间断裂造成的意识差异,遇到不少困难。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慕尼黑贸易馆馆长吴应千表示:“父母一代持有60年代韩国式的思维方式,而子女几乎100%是西化的意识”,“在这种双重文化中,为向子女灌输作为韩国人的自豪感,正在进行许多努力。” 吴馆长特别指出:“在德国侨民社会,第一代的角色实际上正走向终结”,“今后德国韩人社会的前景,将取决于第二代展现出怎样的作为。” ◎专访/慕尼黑亚洲商会社长宋俊根/“夫妻双职工导致对话断裂,孩子在托儿所长大,身份认同教育迫在眉睫” “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第一代韩人最大的烦恼是子女教育问题。” 在慕尼黑市内莫扎特街经营名为“亚洲”的韩国食品店的社长宋俊根(58岁)指出,第一代与第二代韩人之间的意识差异是当前德国侨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第一代韩人都是为了挣钱才来到德国的人。父母大多双职工,孩子自然被托付给当地托儿所。在此期间,孩子的思维方式完全德国化了,结果完全无法理解父母的韩国式风俗。” 宋社长特别指出,第二代中能正确使用韩语的孩子不多,并解释说:“父母未能与孩子好好交流,也是使情况恶化的因素。”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每逢放假就无条件把子女送到韩国的亲戚家,用意是让他们在当地亲身体会母国的生活习惯与语言后再回来。 故乡在全南的宋社长1970年看到日报上刊登的赴德矿工招募报道后报名,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完成3年矿工合同期后,他与一位韩国护士举行婚礼,之后进入位于勒沃库森的拜耳制药公司工作,1982年起定居慕尼黑,至今经营韩国食品店。 “移居德国第一代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必须正确教育第二代,在德国社会中稳固韩国人的地位。”宋社长强调,为了德国侨民社会的未来,让第二代了解母国的努力迫在眉睫。 ◎专访/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教授申允淑/“我们的第二代头脑优秀,期待今后通过积极作为强化韩国人的地位” “70年代赴德的韩国人大多是矿工或护士。像我这样为求学而入境的人,在那个年代并不多。” 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教授申允淑这样回忆自己踏上留学之路的70年代的德国。 1968年毕业于首尔药学院后立即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申教授,仅用3年6个月便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令周围人惊讶。当时她24岁,创下伯克利大学史上最短时间取得博士学位的纪录。 此后经罗切斯特大学研究员一职,转入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申教授全面投入遗传代谢疾病研究,如今已被公认为该领域的世界级权威。 “遗传代谢指的是因近亲结婚导致基因发生变异的疾病。慕尼黑医科大学在该领域被公认具有世界级权威,研究人员都对这一评价深感自豪。” 对于身材瘦小的东方裔女学生成长为德国名门医学院教授,并主导推进重要研究项目,她自己也颇感欣慰。 申教授自1989年被任命为正教授以来,在世界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0余篇与遗传代谢相关的论文,活动十分活跃。 申教授分析说:“德国人头脑并不算特别出色,但通过持续努力在多个领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并表达了对韩人社会的期待:“头脑优秀的第二代韩人正不断成长,今后能够在德国社会中进一步稳固韩国人的地位。”
1997-10-20 | 이종석
德国韩人社区(韩民族经济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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