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2月韩宝破产事件发生以来,直至最近的起亚事件,有关不良企业处理的政策诉求源源不断涌向政策当局。特别是像Kia这类急诊病人式的处理进展缓慢,而真露、Daenong等曾受破产延期协约保护的企业在协约期结束后其重生依然前景不明,许多国民对韩国经济的未来表示忧虑。要求政府采取某种特别措施的主张屡见不鲜。不良企业带来的阴郁气氛,甚至让愉快的中秋佳节氛围也变得压抑。要求政府采取特别措施的情绪可以理解。 然而,要求政府采取特别措施并非那么简单的问题。首先,由政府出面采取令人痛快的特别措施,未必是可取的。有时即使枯燥而令人焦躁,等待也可能是最佳的治疗方法。我们身体的伤口在愈合之前确实令人焦躁难耐,但也不能过早解开绷带或用手揭掉伤口的结痂。必须等到最后,伤口才能完全愈合。 但在治疗过程中,也有必须采取特别措施的时候。错误的治疗方法必须立即纠正,致命的副作用必须尽快消除。如今我们的政府对于当前不良企业的破产事态,是该等待,还是该采取特别措施? 国民的情绪恐怕是希望政府采取某种措施。政府在当前情况下可采取的措施有两种。一是直接措施,即政府介入破产现场解决破产事态;二是间接措施,即通过改善市场环境,让破产事态由当事方之间自行解决。 政府直接介入破产现场收拾局面的第一种方案,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为不可行的政策手段。在过去1970至80年代政府主导的开发年代期间,政府正是以这种直接方式清理不良企业。在清理不良企业时给予的税制、金融支持,尽管遭到“对特定企业的特惠措施”的社会指责,但依据《租税减免规制法》实施的产业合理化措施,在198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七次、后半期进行了五次,清理了大量不良企业。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转向民间主导的范式,依靠特惠金融或减免税收等人为处理不良企业的做法已不再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国民也对此类措施表示反感。围绕不良企业处理举行听证会以及相关当事方提起财产权返还诉讼,反映出这类措施在我们社会已不再被接受。政府的直接介入不仅我们自身趋于抵制,进入1990年代后也受到外部世界的强烈制约。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下,政府对特定企业的直接财政金融支持会引发通商摩擦。不依据客观准则而对特定产业给予补贴,如今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属于违规行为。因此,即便政府采取特别措施,也不能、更不应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即政府为促进以市场经济方式解决不良企业问题而采取特别措施,反而是可取的。改善市场环境的措施包括消除进入与退出壁垒、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改善破产及法定管理制度、推动企业并购(M&A)活跃化、放宽行政管制等。但这些制度改善面临相关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困难。这正是每次采取措施后又屡屡退缩的原因。 因此,第二种特别措施并非政府只要下决心就能做到的事。但如果必须为处理不良企业采取特别措施,那么只有这条路。即使伴随痛苦,从根本上治愈病症的措施正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
1997-09-19 | 송대희
不良企业处理政策/国民经济教育研究院院长宋大熙(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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