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涌向城市与娱乐场所,男性前往韩国/企业设备技术落后,当地银行不愿放贷/亟需祖国支持:同胞企业投资、签证便利等。“过去,将军和烈士们保护朝鲜族、提升其地位,但在改革开放时代,只有朝鲜族企业才能守护我们。然而仅靠(朝鲜族)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一位朝鲜族领导层人士强调:“韩国政府和大企业应扶持有前景的朝鲜族企业家,让朝鲜族中涌现出更多有实力的实业家,才能防止朝鲜族社会的荒芜。”朝鲜族企业家们也一致表示:“只有给作为朝鲜族发展根基的企业浇水,树才能长好”,“韩国政府应对与朝鲜族携手的韩国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他们指出,只有优质的朝鲜族企业在各地兴起、扩大就业,才能防止朝鲜族的退化和流民化,维持自尊心与认同感。他们还预测,若朝鲜族企业活跃起来,在韩国国内颇多争议的朝鲜族非法滞留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关于朝鲜族被逼入这种危机状况的背景,一位有关人士这样解释:“开放初期,思想上没有负担的朝鲜族农民投身个人生意,经营小型铸造厂等,向国营企业供货,尝到了甜头。但进入90年代后,开始对资本主义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竞相投身商海,第一代个人企业家迅速被淘汰。” 雪上加霜的是,掌握资金的银行也引入了信用与项目可行性评估概念。第一代朝鲜族商人在中国被看重的“关系”——出身、人脉、学缘等方面并不出众,技术和设备又落后,因此难以像过去那样获得贷款。 随着第一代商人的衰落而登场的第二代(30至40多岁),进入贸易、流通业的多于制造业。但由于经营计划过于激进、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中国政府的紧缩政策等因素叠加,他们并未崭露头角。 辽宁省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会长金熙福红着眼圈说:“照这样下去,朝鲜族将连气都喘不上,像草一样活着然后消亡。” 另一位有关人士深深叹息道:“朝鲜族女性涌向城市、涌向韩国,男性精英又被韩国企业等挖走,朝鲜族社会面临变成沙漠的危机。” 居住在沈阳的韩国人和朝鲜族神情忧郁地表示:“仅沈阳市就有六七千名朝鲜族女性在歌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工作”,“钱固然好,但前途令人担忧”。 朝鲜族企业家还遗憾地称这是“错误的处方”:韩国政府、媒体和社会团体等一面开展帮助受骗朝鲜族的运动,一面却对作为朝鲜族发展根基的同胞企业漠不关心。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尽快为符合一定条件的朝鲜族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技术研修、签证发放方面的便利。 他们对韩国政府将与韩国企业有业务往来的自己等同于“非法滞留对象”表示强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进口韩国商品或向韩国企业供货,对韩国国家利益有帮助,也不可能非法滞留,却被当作被告一样对待,实属不当。 也有不少企业家表示,虽然因业务需要不得不去,但自尊心受损的情形很多,因此尽可能想避免赴韩。正因这些问题,有的朝鲜族企业家转而在东南亚国家寻找技术研修、技术转移、合资等方面的合作伙伴。 一位企业家控诉韩国政府缺乏诚意:“办一次签证通常要耗费三周到一个月,在领事部门前排队的‘战争’也不轻松。” 另一方面,韩国企业家反驳称,朝鲜族劳动者期待水平高,却缺乏忍耐力和热情,派往韩国国内合作企业进行技术、产业研修时又经常失踪,因此他们对录用和派遣心存顾虑。 朝鲜族也承认这些问题。用朝鲜文出版的黑龙江新闻上月刊登的系列报道《赴山东韩国企业中的朝鲜族形象检视》,可以让人了解其中的情况。 该报在题为《被冷落的朝鲜族翻译》的报道中称,韩国企业和个人商人争相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随意聘用素质较低的朝鲜族人员充当翻译,结果导致交易失败或办事不力,以致韩国企业甚至出现比朝鲜族更偏好主修韩语的汉族的倾向。 报道中《缺乏韧性的朝鲜族》一篇指出,朝鲜族劳动者相比汉族更频繁跳槽、只是期待水平高,因而被韩国企业冷落,呼吁其觉醒。《盲目的职业教育》一篇则诊断称,相当多朝鲜族职业学校对韩国企业进入中国的形态变化(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反应迟钝,无法开展符合需求的培训,加之无照职业介绍所增加,导致不信任感加剧。 当然,也并非没有反驳意见。对于韩国人对朝鲜族的不信任气氛,朝鲜族和部分韩国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但韩国企业家的过错也不少。” 首先有人指出,仅因语言相通,就期待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情绪的朝鲜族劳动者具备与韩国人相近水平的生产率和办事能力,本身就是错误的。此外,用朝鲜语上课的朝鲜族学校学生,汉语水平必然不及汉族学校学生,而学校财政状况又难以开设英语课程,竞争力落后于接受英语教育的汉族,这一现实被忽视了。 在吉林省长春生产毛衣的韩相千东方制衣社长表示:“在进入中国的韩国中小企业家中,我见过很多因为语言相通就疏远汉族员工、只偏爱朝鲜族,或者创业初期生意稍有起色就心思旁落,最终关厂的情况。”他认为对朝鲜族的负面评价多少有些夸大。 ◎以延边自治州为中心居住200万人/80年代以后个人经商大量涌现/活动领域也摆脱餐馆、市场摆摊/向酒店经营、出租车业、食品加工业等多元化 中国居住着我国海外同胞中人数最多的约200万人。作为在华同胞的朝鲜族人口,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位居第11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时曾达170万人的朝鲜人人口,因返回本国,到49年减少至100万人左右。 通过自身出生与死亡增加到约200万人,但受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人口增长率急剧放缓。 朝鲜族有61.5%密集分布在与朝鲜接壤的东北三省,尤其是设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吉林省。吉林省的朝鲜族达118万人(含延边自治州85万人),黑龙江省43万人、辽宁省20万人、内蒙古自治区2万人,其他地区17万人(含北京3万人)。 居住在东北三省以外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在数量上仍然很少,但自80年代中期以后快速增加。 自60年代起,即便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也不足半数。53年曾达60.2%的延边自治州朝鲜族人口比重,最近降至39%,甚至加剧了对自治州存续的危机感。这一现象并非源于朝鲜族外流,而是中国政府大规模汉族移居政策所致。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和韩中建交以后,朝鲜族正迅速迁往北京、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等沿海地区。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与居民登记制度类似的户口管制趋于松动,农村年轻人向城市流动急剧增加。91年前后仅5000人的在京同胞人数,最近已增至3万余人,预计到2000年前后将聚集10万余人。 朝鲜族近期经济活动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事个人经营者迅速增加。以延边为例,直到79年,包括汉族在内的个体工商业从业者仅为500余户、700人左右,而到90年代初期已激增至3.7万户、5.2万余人。辽宁省自80年代初以后的10年间,也出现了5000余个朝鲜族个体工商户。 这表明,重视官职和农耕、轻视工商业的朝鲜族职业观,正朝着偏好收入高于公职的个人经营方向转变。 此前集中于餐馆经营和市场商业活动的个人经营领域,进入90年代也向酒店经营、卡拉OK、美容院、出租车业、电器修理店、食品加工业等多元化发展。制造业方面依然薄弱。 法人形态的朝鲜族企业(私营企业)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以个人经营扩张的形式起步。因此除少数企业外,普遍规模弱小。 私营企业在与韩国、黄海距离较近且工业发达的辽宁省比在朝鲜族聚居的延边等地更为活跃。据90年代初的调查资料,朝鲜族私营企业在辽宁省有2000余家在运营,而延边则不足400家。
1997-08-18 | 임웅재
生意失败……就业减少……“根基”动摇(韩民族经济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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