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界与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地把高成本低效率结构列为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其中,高工资是最大问题,这是财界固执的看法。仅从表面统计来看,把高工资结构视为我国经济根本问题的观点似乎有道理。因为在过去10年(1986~1995)间,我国名义工资上涨率为15.3%,大幅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9.2%达5个百分点以上。但这种以增长率为基础的统计漏掉了两点。其一,忽视了在经济民主化正式启动的1986年之前,我国工资水平被压抑到何种程度。其二,未提及在作为基准的工资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工资上涨率必然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工资是高还是低,应以劳动对附加值生产所作贡献的份额即劳动生产率来衡量。 以劳动生产率衡量工资水平的统计目前尚不具备可公开利用的形式。但从分配构成角度看,有两项替代统计可以判断工资水平是否实质性提高。 其一是韩国银行企业经营分析中的附加值分配统计。据该统计,劳动所获得的附加值分配率从1990年的52.3%上升到1996年的53.0%,仅增加0.7个百分点。以同样方式计算的日本工资收入占附加值的分配率(1995年)为72%,远高于我国的53.0%。另一项统计是韩国银行的国民收入统计,据该统计,劳动收入分配率(工资收入总额/国民总可支配收入)从1990年的45.5%上升到1996年的48.1%,增加2.6个百分点。作为参考,以同样方式计算的日本工资收入分配率为66.2%,远高于我国。 两项统计虽有些差异,但无论依据哪项统计判断,都难以认为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工资收入水平相对于地租(租金)、利息、经营利润等非工资收入有所提高。 即便直接进行工资收入的国际比较,我国工资也不算高。以1995年为基准,日本制造业的时薪为23.66美元,美国为17.20美元,而我国远低于此,为7.40美元。韩国制造业时薪高于台湾的5.82美元,也确实高于东盟发展中国家。但我国工资高于台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把已经加入经合组织的先行新兴工业国的工资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相比,是自相矛盾的。 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高成本低效率结构,而是低附加值结构。首尔市立大学K教授整理并发表的资料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据K教授称,韩国制造业每小时附加值为21美元,仅为日本60美元的三分之一,美国40美元的二分之一。我国制造业不仅附加值水平低,工资收入分配率也低。韩国制造业的工资收入分配率为27%,时薪为5.59美元;美国工资收入分配率为35%,时薪14.84美元;日本则为34%和21.28美元(K教授使用了1994年统计)。韩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和工资收入分配率均处于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水平。 工资水平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人得到更为尊贵的对待。搞经济的目的在于创造高附加值,并把这些附加值中更多的份额回报给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资劳动者。过去我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以低工资为基础的低价商品出口产业带动的。 这是在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廉价出卖这一意义上,以社会性倾销为基础的出口主导型增长。如今这种方式必须被摒弃。我们的经营者应实现产业高附加值化,实现人的价值卖得更高的出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经营者,才是前瞻性的目标导向型经营者形象。 最后,虽似多余,但仍要提出一句警告。抱怨高成本结构的经营者,在如下意义上是在回避责任。 “我们(经营者)做得很好,可劳动者要求与生产率不相称的高工资,政府又在土地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上失误,未能治理好高地价和高利率,导致高成本结构化,因此生意做不下去了。”
1997-08-12 | 서상록
高工资果真是问题吗/徐相禄 中小企业研究院院长(特别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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