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8-01 | 황광구

根除政经勾结/黄光九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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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还会出现哪些总统候选人尚不可知,但三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站上年底总统选举最终胜出的起跑线。然而遗憾的是,通过韩宝事件这类大型政经勾结案件将整个国家推入混乱的三大政党,只按定型化的模式,以把少数已暴露的当事人送进监狱来收场,既不对政经勾结的原因作出诊断,也不提出处方,一味互相攻击或自我辩解,最后以自家事务为借口含混了事。如今,各位总统候选人及其家人明确表明立场并以行动加以落实的时机已经到来。一般而言,政经勾结问题与公共产品及产生外部效应的物品等引发“市场失灵”的物品的供给,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有关。 特别是,政界在掌握选民对相关物品及政策需求的过程中,会把特定需求者群体的压力或利益偷换为社会需求;而官僚集团在掌握具体需求量与企业供给能力、决定社会最优供给量的过程中,也会向特定企业提供有关预期供给量的各类信息,或谋划各种排除其他企业的手段。 然而,尽管采取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国家都共有这一点,但对于为何唯独在韩国这种政经勾结机制程度如此严重,其答案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源于以小选区制为基础的议会制度和以地区党部为基础的政党组织运营。这是因为在可合法筹措的政治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要举行选举、运营地区党部;也因为必须在短期内筹措大规模政治资金的政界,强烈受到以执政后或当选后的利权为诱饵,从有能力筹措非法秘密资金的大企业集团非法募集政治资金的诱惑。 第二,其原因可在庞大的行政组织与过多的官僚人数所产生的大量市场准入、退出监管,以及竞争原理几乎不起作用的僵化官僚组织中找到。因为若没有由官僚集团制定、且与官僚人数成正比增加的各类市场准入、退出监管和裁量性政策,企业几乎没有诱因与政界直接进行非法交易。 第三,源于回避市场竞争、只关心外形增长而非利润的企业行为方式。这是因为自60年代以来并非通过市场竞争、而是在政界与官僚集团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大企业集团,在政界与官僚集团行为方式未改变的状态下,仍想以过去的方式经营企业。 解决上述顽疾般的政经勾结,方案之一是推行政治改革,将各地区票值等价性被忽视的小选区制转为反映票值等价性的中、大选区制,并以废除地区党部制为核心。 第二,应通过大幅整合撤并行政组织、大胆缩减官僚人数来革除对市场的各类监管,实施行政改革以最大限度保障经济自由。第三,将企业活动交给市场,让企业自行决定自身命运。 其中第一与第二项方案取决于政界及总统的意志,前者可伴随地方自治制度的稳固而轻松落地;后者则通过让比民间“更聪明”的官僚集团到民间部门活动,实现资源的高效再分配,从而既减少政经勾结又实现小政府,对国家整体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对第三项方案的副作用无需过多担心。因为只要政界与官僚集团不妨碍其活动,企业自身必将认识到市场既是最出色的老师,同时也是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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