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危机局面,与此同时,韩国的“经济学”也正经历着不小的阵痛。曾一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花的经济学,在韩国正面临沦为冷门领域的危机。不仅在学术内容上如此,在其实际应用于政府政策或企业经营的范围上,也碰到了严重的局限。近来引起热烈争论的金融改革方案、京釜高速铁路处理问题等,动用经济学逻辑的例子极为罕见。在严格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之下,对几种备选方案将带来何种得失的分析几乎没有。出现的主要只是拟定方案的实务人员的常识性论据。 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或产业结构改编,也有众多主张,但实际上经过某种实证分析而得出的几乎没有。而且各自所附带的国家层面的成本与收益是什么,并未明示。其结果是,政府和企业在决策时依赖经济学逻辑的倾向大幅减少,而大学里选择经济学的学生人数也显著下降。当然,这也有因实行学部制而使大学生尽量选择负担较轻的相邻学科科目的便利主义惯性因素,但“需求方”毫不留情地判断——学了经济学今后也没有多少能用得上的内容——起作用的可能性也很大。 那么,韩国的经济学遭到如此冷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里政府和学界都有责任。即不能不指出,政府极大地忽视了经济学的分析性、科学性效能,而学界这些年来又把经济学推向了过于炫学的学问。 先看政府方面的因素。在过去的80年代,经济学在决定国家经济政策方面份量很重。首先,副总理一职有许多学者出身者到任工作。此外,不仅在副总理身边,总统身边也按专业聚集了许多经济学家,并向他们寻求高密度的咨询。有时政府官员也通过各种方法接触,以了解经济学家的想法。但如今却并非如此。90年代以后出现了众多副总理,其中也有一两名学者出身,但我们很清楚他们未能发挥大作用的情形。 最近很少听说总统身边有提供咨询的经济学家群体。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根本无法接近。这并不是说那样做错了,而是成为总统或副总理未曾关注学术性路径的证据。世宗大王之所以被尊为圣君,是因为他在任期间不断与天下一流学者研讨切磋,为国家的长远未来作出规划。 学者们这些年也有问题。他们过度将经济学定型化、模型化,往往把众多现实问题塞进“假设”的框架之内。在发达国家,为防止博士学位滥发,并提高被一流期刊录用的难度,要求使用高层次的数学与计量方法,而在此过程中脱离现实的假设未经过滤地混入其中已成常事。这种论理展开的技法在纯粹学术层面当然重要。但社会对经济学的期待不止于此。现实正焦渴地等待的实用层面,是不能忽视的吧。 在经济学家安居于“假设”框架之内的期间,政府把经济学家视为不切实际的人,学生们则把经济学科目视为艰涩难懂之物。 笔者认为,现在到了重新梳理并确立我国经济学的性质与内容的时候了。经济学自身的出路是个问题,而没有精心构建的经济学分析就作出的政策或经营方针,更是危险至极。 为此,我们必须完成几项课题。第一,建议发起成立类似韩国“经济学”教育检讨委员会的机构。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由政府和企业部门的专家提供咨询的形式会比较好。要在此构建面向21世纪的实用经济学的骨架,必须催生出顺应时代要求的、生动的新经济学。 第二是在政府机构改编时于行政部门内设立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家经济的运营不仅以短期政策,也以设定长期愿景为不可或缺的要件。政府官僚就其属性而言无法承担设定长期国家愿景的任务。因为眺望国运的长远未来、为之构想可实现的梦想,终究是学者的份内之事。
1997-06-30 | 유장희
韩国“经济学”的去向/柳长熙 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大学院院长(松岘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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