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现代集团、亚南产业之后,大宇集团工会也将劳资谈判权委托给第三方,工会的谈判权委托正成为今年劳资关系的最大议题。政府依据新劳动法,确认亚南将谈判权委托给金属劳联丹炳浩委员长“无问题”。其法律解释为:个别工会将谈判权委托给法外团体现代集团工会总联合(现总联)或大宇集团工会协议会(大劳协)属“违法”,但委托给个人则属“合法”。然而现代、大宇集团的立场是,除非各系列公司委托谈判权,否则集团层面的共同谈判不可能,因此与工会方面的拉锯战仍在持续。就财界主张集团层面共同谈判不可行、劳动界则试图以委托谈判权扭转局势,本报听取了专家意见。【编者按】◎赞成/“依劳动法的当然权利”/对修正法作缩小解释、将法条矛盾转嫁给劳动者/政府与雇主等任意设定情形加以挑刺难以接受/作为消除企业别工会谈判形式低效的方策应予积极鼓励/李政植 韩国劳总企划调整局长 劳动法修改之后,产业现场出现往年未有的情况,积极委托谈判权并活跃推进共同谈判的事业场大幅增加。对此,韩国经总等雇主团体对工会的谈判权委托与共同谈判横加挑刺,甚至拒绝谈判本身,惯于不当劳动行为,损害和平谈判。 《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第29条规定工会可以委托谈判权,不仅可以像过去那样委托给自己所属的上级团体,也可以委托给与此无关的第三方。委托程序方面,删除了原先须经全体大会或代议员大会议决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将须经全体大会议决的事项概括规定为“有关团体协约的事项”。 同时,原先规定委托谈判权时须通报行政机关的条文也被删除。随着劳动法修改,单位工会可委托谈判权的范围扩大,程序也更为简便。由此,委托谈判权者只需将委托事实通报谈判对方即可;若雇主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懈怠谈判,即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并受处罚。受托者可在受托范围内进行谈判或缔结协约,并可再委托给他人。以此法律内容及修法宗旨为基础来看,至少从文义上可解释为,不仅可委托给该工会所属上级团体,也可委托给其他任意团体或任何第三方。尽管如此,将该条款缩小解释为该工会所属上级组织、劳动关系法上的合法工会或自然人等,不仅侵害工会的团体谈判权,亦被视为损害劳资间的产业自治。这是在强行草率通过的过程中,把“工会的定义”“工会名称使用”“上级团体的定义”及“谈判权委托”等法条之间出现的不一致与矛盾,转嫁给劳动者和工会。 劳资关系向来以基于劳资互信的产业自治即劳资自律为最重要原则。为此,作为最基本要件,必须保障工会的自主性和工会运营的自律性。此外,保障劳动者团结权与团体行动权的宪法精神,最终也应解释为旨在保障劳动三权中最核心的团体谈判权。团体谈判是改善会员劳动条件、决定工会活动及其运营中最重要权利与义务的过程,由此看来,工会将谈判权委托给最了解该企业劳动者与劳资关系、并能为自己争取有利结果的当事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此时,究竟何人或何组织能为自己带来最有利的谈判结果,该劳动者与工会最为清楚;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该劳动者与工会也能对结果负责。因此,行政部门将属全体大会议决事项的“有关团体协约的事项”这一概括规定援用于团体谈判权的委托,进行行政指导,要求谈判权委托须经会员全体大会或代议员大会议决。政府所应做的到此已足够,其余当属该劳动者与工会自己的事。 在此情况下,政府与雇主方面设定极为任意且例外的情形,例如委托给依社会通念难以期待正常谈判者,或委托给违背谈判权委托本来宗旨者,并在此类情形下进行行政指导,要求谈判对方更换受托人,但这同样可以说是侵害工会团体谈判权的做法。 最后,有必要就谈判权委托审视现实问题。此前,作为部分消除企业别工会谈判形式低效的有效方策,共同谈判或大单位谈判体制的确立、谈判权的委托及借此进行的示范性谈判等,政府及雇主方面也曾积极鼓励或推动。尤其谈判权委托方式,还具有促进和助长具备专业性与国民经济契合性的工会运动的意义。尽管如此,由于雇主方与政府方陈旧且短视的眼光,现实中不免有停滞不前之感。即便考虑到这些现实条件,政府也应尽快根除将谈判权委托等修改后的劳动法滥用于过度限制劳动三权,或表现为雇主拒绝、懈怠谈判的事态。 □简历 ▲1961年生于清州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韩国劳总调查部长 ▲韩国劳总政策研究委员 ▲劳资改革委员会研究委员 ◎反对/“无法保障事业场安全”/可能给滥用谈判的外部势力提供温床/政府应就受托人资格等制定明确相关标准/无法进行诚实谈判时雇主拒绝不构成不当劳动行为/金英培 经总政策本部长 随着今年3月修正劳动法生效,在新构成的劳资关系框架中,部分事业场出现无差别委托团体谈判权的事例,令人担忧是否会损害此前艰难取得的劳资关系稳定。 此外,修正法就谈判权委托并未就委托程序、受托人资格及依委托范围而定的受托人权限等设置依据,使该问题完全交由立法宗旨及劳动法解释理论来决定。 由此,难免担忧今后围绕团体谈判权委托的劳资纷争将大幅增加。 尤其原本被期待就劳动关系支援及团体谈判权委托制定运营依据与解释基准指针的政府,在与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座谈之后,仍坚持不出台指针的立场,令人担忧在大选政局的气流中,连劳资关系也将随之漂流。 如今就第三方支援,已出现数千、数万名外部工会成员申报要支援中小企业劳资问题的现象,合理的团体谈判无从进行。 而作为应保护事业场的雇主,确实也因部分劳动界这种非常识行为而受到相当威胁。 然而在这种危险之中,出现了无差别委托谈判权的事例,甚至发生竞争企业的工会干部出席谈判席这类非常识情形。 团体谈判权终究是在劳资能够共荣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并以持续的劳动关系为前提。 尽管如此,部分劳动界的现实是,对足以使事业场安全无法得到保护的支援、以及对威胁公司存续者的团体谈判权委托,毫无限制地予以实施并要求团体谈判。 这很可能妨碍顺利谈判,并导致为滥用事业场谈判的外部势力提供温床。 对此,经营界认为,在劳资关系稳定与法律常识的范围内,就团体谈判权委托应确立以下原则。 第一,工会的谈判权委托应限定在获得外部专家协助的范围内。谈判权委托不应被滥用为利用外部物理性支援单纯威胁雇主的手段。 第二,对受托谈判权者,不得允许其作出超出团体谈判相关权限范围的任何行为。 即受托谈判权者应在所受托谈判权的委托范围内诚实进行团体谈判,与团体谈判无直接关系的行为应予禁止。以煽动非会员及扩大组织为目的的行为,属脱离谈判权范围的行为,理应禁止。 第三,即便是受托谈判权者,在谈判人员的选定上也应受一定限制。此外,让兼任个别竞争事业场工会干部职务者作为谈判委员参与,可能引发“诚意”的问题,这属超出谈判权范围的权利滥用。 同时认为,对于并非以上级团体身份、而是以个人资格受托谈判权者,谈判权有必要设定一定限制。因为个人受托者在团体谈判相关责任上存在界限,无法对谈判对方提供保护。 最后,在判断无法进行诚实团体谈判的情况下,雇主即便拒绝团体谈判,也应视为不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因为不当劳动行为是指无正当理由拒绝团体谈判的行为,若自始即不可能进行健全的团体谈判,则拒绝团体谈判也不能构成不当劳动行为。 今后围绕团体谈判权委托的劳资争议预计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因此,政府不应再将此问题仅交由劳资当事人,而应作为公正的法律执行者表明立场,这将有助于劳资关系稳定。 □简历 ▲1956年生于釜山 ▲1979年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经总附设劳动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经总调查负责理事、常务
1997-06-26 | 김영배
工会委托谈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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