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通信业界围绕信息通信部的通信费率自由化措施展开了激烈的赞成与反对之争。一方主张,既然已在通信业务中引入竞争,费率也应自由化以便展开竞争。另一方则表示,虽然认同费率自由化的原则本身,但认为现在还不是实行通信费率完全申报制的时候,故持反对意见。赞成一方自然是将摆脱政府费率管制缰绳的韩国通信与SK电讯,反对一方则是后发运营商阵营的Dacom、Onse通信以及PCS(个人手持通信)领域的韩国通信Freetel等新兴运营商。以下听取有关当前通信业界最大议题——通信费率自由化的赞反立场。◎赞成/激活服务质量竞争/提高运营商责任感是让用户满意的捷径/引入费率上限制后客户负担不会增加/韩国通信、新运营商的掠夺性定价从根本上不可能/韩国通信业务管理室长赵永柱 近来政府为改善费率管制的种种问题,已就通信费率自由化进行立法预告。在表明积极支持之前,先要指出费率受管制时存在的问题。 对韩国通信这样的支配性运营商实行费率管制,首先会产生与成本相脱离的费率结构,如市内电话部门亏损、长途及国际电话部门出现超额利润。其他竞争运营商则集中于对长途及国际电话市场的“掐尖”(只在有利可图的地区提供服务),从而削弱通信业务的整体效率。其他运营商利用这一点,与竞争力无关地通过费率管制获取反射性利益。 今年2月WTO基本通信谈判达成协议,从明年起外国运营商将进入国内市场。若在费率管制状态下开放通信市场,代表韩国的韩国通信的竞争力恐将急剧削弱。因为韩国通信调整作为营销核心要素的费率需要长时间,实际上难以将费率用作营销战略;而外国运营商及其他竞争运营商在费率自由化下,会在韩国通信调整费率的期间轻易攻占缝隙市场。也就是说,外国运营商将带着费率决定自主权进入,先行侵蚀产生超额利润的长途及国际部门。继续维持现行费率管制方式,结果是束缚了对外国运营商市场进入防御力最强的支配性运营商的手脚,因此为保护国内通信市场、防止国家利益外流,也急需对支配性运营商实行费率自由化,使其能迅速应对竞争环境。 费率管制的本来目的,是防止过度提价或降价引发市场混乱,并在竞争环境初期对既有运营商施以比新运营商更强的“非对称”管制,从而尽早确立竞争原理,这是一种可临时适用的方法。然而,政府直接管制既有运营商的费率决定权,会削弱对象运营商的竞争力,无助于提高效率,而且违背应逐步扩散市场原理的竞争根本逻辑,还必然带来成本增加,因此必须尽快引入费率自由化。 另一方面,关于政府政策的变化,有部分意见主张即便在通信先进国家,对支配性运营商实行完全费率自由化也为时过早,但我认为这种主张并不妥当。因为此前各国通信市场仍局限于国内竞争,为保护后发运营商而进行人为的、歧视性的管制尚有理由;但到外国运营商进入国内市场的1998年,对新运营商的保护政策将不再是确立市场原理的有效手段。在市场开放之下,保护新运营商的政策不仅无助于新运营商自身生存能力的增强,还会降低包括既有运营商在内的整个市场的效率,结果对提升应对开放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为强化AT&T的费率竞争力,从引入竞争初期的许可方式,于1989年引入基于价格上限管制方式的部分自由化,到1996年则完全废除了费率管制。此外,也有主张认为,韩国通信拥有瓶颈设施市内网,并通过市内、长途等垂直结合提供服务而具有市场支配力,因此即便费率自由化后也应对韩国通信实行实质性的事前管制或事后管制;但目前政府的政策方向正在强力推进通信网间对等接入、开放网、按业务分离会计等,可见该主张现实上并无正当性。 也有人担忧,费率一旦自由化,会因无节制的提价而加重消费者负担,但这只是多余的担心。预计会提价的市内电话已决定引入竞争,且蜂窝电话、City Phone、PCS等替代产品与市内电话事实上处于竞争关系,因此提价困难;若引入费率上限制之类的制度性装置,则可在不增加消费者负担的情况下调整通信费率。 对于市场支配性运营商会以掠夺性定价排除新运营商进入市场的担忧也应予以消除。考虑到韩国通信的财务状况,低于成本定价是不可能的。即便万一设定掠夺性费率,也会依据公平交易相关法律及电气通信事业法受到制裁。 最后,电话费率结构调整在对外开放前8个月的时点上,比其他公共部门费率更为重要和紧迫,需要尽快推进。与电力、铁路、邮政费率等其他公共费率的单方面上调不同,韩国通信计划通过下调长途及国际电话费率把物价负担降到最低。面临通信市场对外开放的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为应对市场开放已完成或正在强力推进费率结构调整。 结论是,通信费率自由化将带来运营商责任的强化、市场功能的激活以及重视用户,并以竞争方式促进提升效率的努力和服务的高级化,从而增进用户福利。 □简历 ▲1956年生于庆北星州 ▲首尔大学工学院、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信息通信专门课程毕业 ▲韩国通信经营战略室新业务统筹组长 ◎反对/只会强化先发企业的垄断/借费率蛮横挤死后发运营商显而易见/投资也将造成地区、阶层间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担忧安于国内而把技术开发与海外市场开拓置于次位/延世大学教授金永世 随着政府就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进行立法预告——其核心是废除此前仅适用于韩国通信、SK电讯等支配性运营商的“使用条款许可制”并实行费率自由化——围绕竞争(化)与放松管制的争论正在升温。 政府的意图似乎是为应对信息通信市场的对外开放而激活国内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然而结果恐将恰恰相反。若立即实行“费率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支配性运营商必然会运用掠夺性定价、任意收取接入费、拒绝对等接入、提供恶劣的设备条件等各种战略,淘汰后发运营商并谋求确立垄断体制,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此一来,与确保竞争体制的本来宗旨完全相反,只会因破坏性竞争而使垄断体制固化。这最终不过是把进入管制的主体从公营企业时代的政府,转变为在政府默许下运用各种阻止进入战略的支配性运营商而已。对于交由市场机能就能高效运作的部门,偏在的审批权与行政管制应予废除。但为通过确立自律的公平竞争条件来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政府管制,绝不可放松。 首先,就通信产业的竞争环境指出两个核心事实。 第一,通信产业是市内网与长途、国际网垂直结合而创造服务、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业。目前韩国通信完全垄断作为瓶颈设施的市内网,因此竞争对手后发运营商长途、国际电话业务的命脉掌握在韩国通信手中。 第二,支配性运营商在会计管理上把同一会计制度适用于庞大的共同组织整体。结果是,在何处发生多少成本的费用分摊标准不仅含糊不清,甚至连成本验证体系都未建立,因此成本资料的编制可能极为任意。 在现状下废除条款许可制并完全放开费率,通信产业将面临的命运可归结为“竞争体制的破坏”。韩国通信会上调垄断部门的市内电话费率,下调竞争部门的长途、国际费率。韩国通信以上调市内费率来弥补下调长途、国际费率带来的损失,总营业收入并无差异;而没有弥补手段的后发运营商收益基础被削弱,竞争体制有瓦解之忧。在无线通信方面,新的个人手持通信(PCS)运营商一开始营业,SK电讯就会采取把蜂窝费率下调至掠夺性价格水平的战略。如此一来,投入了相当于蜂窝两倍的网络建设固定成本的PCS运营商,有可能在跨过盈亏平衡点之前就被削弱乃至淘汰。 政府主张,即便废除条款许可制,也将依据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第36条第3款对支配性运营商的不公平定价予以处罚;但在极度任意的现行会计制度下,判定费率是否不公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后验证成本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在此期间新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恐会下降。由于通信需求的网络外部性,一旦被支配性运营商夺走的消费者极难重新吸引回来,最终将导致新运营商的淘汰。 在垄断瓶颈设施且垂直结合的支配性运营商存在的情况下,服务费率完全自由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破坏性竞争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如下。 第一,支配性运营商将在市内电话费率的收取和中长期投资上按地区、按阶层进行差别化。这会扩大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使提供普遍服务这一通信产业的公共性受到威胁。 第二,若通过调整费率的阻止进入战略奏效,支配性运营商重新确保垄断地位,那么必然预期的提价、服务劣质化等垄断弊害将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第三,支配性运营商在国内确保了固有的业务区域,因而通过积极技术开发进军海外市场的动机很弱。在拥有垄断地位的支配性运营商安于不足3%的内需市场期间,国外新开拓市场将成为海外运营商的囊中之物。 竞争历史悠久的发达国家也认识到支配性运营商压杀竞争的危险,大多保留条款许可制度。只有美国在AT&T市场占有率降至55%的1995年才转为申报制。 对支配性运营商的条款许可制,宜维持到第二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稳定达到20%以上的时期。与此并行,使支配性运营商的会计分离制度透明化,并最终实施业务结构分离,才是提升支配性运营商竞争力与效率、为不公平争议画上句号的替代方案。 □简历 ▲1962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经济学系 ▲曾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韩国经济学会事务次长
1997-05-29 | 김영세
通信费自由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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