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5-28 | 손동영

新加坡:2/劳资政共同参与制定经济计划(振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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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超高薪”……一旦查出腐败,全部财产冻结并没收/资本自由化、税率低,经商环境“首屈一指”新加坡在过去40多年间四次制定并实施经济计划。在马来西亚联邦时期的1960年推出以培育制造业为目标的第一次计划,1980年推出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的第二次计划,随后1986年为克服经济萧条推出的第三次计划也顺利推进。 1991年制定的第四次计划至今仍在推进。这是1959年执政、享有最高权力30年以上的李光耀总理退位、吴作栋总理就任后,以“迈入最先进国家”为目标制定的经济计划。该计划因制定过程的缜密而在国外更受关注。 该计划判断,以低成本为武器的竞争已不再可能,因此把信息化作为增长的核心命题,设定了在30至40年内迈入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目标。 首先,1989年12月由劳、资、政三方专家组成了经济计划委员会。8个小组委员会开始广泛征集意见。在此过程中有600多家企业参与,仅环境领域就有137名最高经营者参加并提出了多样意见。听证会举办了100多场,并就13个子领域另行展开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力不足、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丧失的可能性、周边国家高速成长带来的竞争加剧、东南亚地区急剧的政治变化等他们的苦恼几乎毫无隐瞒地被公开。 对于只见过政府机构独自拟定、单方面发布后强行推进的经济计划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新加坡劳、资、政各方不分彼此广泛参与讨论,从而更高效地导出了满足共同利益的增长战略。当然,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都会重新检讨,在此过程中还向外国相关专家征求建议并积极采纳。 如此形成的经济计划报告书载入了成为先进国家的战略方向、技术引进方案、提升生活质量的对策等内容。报告设定了30至40年后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提出了应对的愿景和8项战略目标,并制定了19项具体实施计划。 在劳、资、政合为一体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公务员展现出的中立姿态值得关注。经济界的共同看法是,新加坡竞争力的95%来自政府部门。 首先,查看新加坡公务员的薪资明细表,会为其极高的薪酬水平感到惊讶。部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折合韩元约为7亿至8亿元。因为其薪酬是挑选新加坡民营企业最高年薪者取平均值后,按其70%的水平确定的。有能力的人才自然涌向政府机构。当然,拿多少薪酬就要做多少事。 行政部门追求“开放、透明、有纲纪并能灵活应对形势的创造性政府”。对公务员腐败的处罚如众所知般严厉。在职期间因腐败敛财被查出,须返还全部财产。1960年就已制定了防止腐败法。这还不够,1989年更制定了冻结并没收违法者资产的资产没收法案。 在新加坡很难见到部门本位主义或部门间矛盾。曾任外交部大使的人士出任贸易发展局局长,外交部东盟局局长被派往民营企业担任顾问,传播在政府机构积累的诀窍。人员交流活跃,自然没有只顾某一部门利益的理由。尤其是参与重大决策的高级公务员,越是如此越要历经多个部门。 比公务员更引人注目的是公社。住房发展局、经济发展局、港务局、机场管理局、货币局(中央银行)、旅游促进局等各种形态的公社被公认为新加坡增长的火车头。这些本应为政府机构的组织独立为公社,是为了追求“弹性”。他们认为,政府机构依据严格规定执行管理监督业务,而公社则能及时引入并实施富有创意和自发性的制度。 经济开发、社会间接资本建设、公共住房及城市再开发、旅游促进、金融、家庭计划、体育促进乃至教育,均由公社承担。这些公社始终依据生产性、效率性、收益性、合目的性四项标准接受评价,并根据需要陆续设立了电脑局(1981年)、科学技术局(1991年)、标准化生产力局(1995年)。 尽管政府坚持财政盈余,实际支出却不可能不多得多。因为管理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并获得巨额收益的公社,将大部分收益再投资于教育、基础产业、医疗设施等领域。 在新加坡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政府部门之间、公社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氛围。在确保国家竞争力这一大命题之下,必要信息彻底共享,相关机构随时召开会议交换意见。对企业的行政指导以极为公正而闻名。 新加坡追求由跨国企业主导、国内企业承担分包业务的增长战略。这与以对外借款和对部分大企业集中支援为轴心推进的韩国式非均衡增长战略形成对比。 新加坡自1978年废除外汇及资本交易限制以来,一直被视为最适合经商的国家。据《远东经济评论》最近对600名高级经营者的问卷调查结果,73%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军亚洲的地区总部。便利的营业环境、发达的社会间接资本、政府支援、作为东南亚门户的地理优势等是他们的选择理由。 对消费征税多于对所得征税、间接税重于直接税,也是新加坡经济制度的另一特性之一。当局认为提高所得税率会削弱企业家的投资意愿,因此把高收入者的税率最高降至28%水平,法人税率也定为26%,远低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40%。可以说这是一个从税收政策起就为经商便利而打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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