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5-23 | 임윤성

通信费自由化的意义/林润成同德女子大学信息科学研究生院院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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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立法预告的《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的精华,在于经营者的费率自由化。此前尽管已转向竞争体制,政府仍以“竞争环境早期确立”这一含糊理由,推行偏向新进经营者的规制政策。相比之下,此次费率自由化从“竞争效果可视化”的角度看,被评价为用户可以欢迎的举措。围绕该举措近来出现赞成与反对的交锋,但费率自由化的意义在于费率下调,因此讨论焦点理当对准这一点。被现行许可规定束缚住脚的主导性经营者,必须把费率定得高于后发企业。主导性经营者所期望的只是相当于这一差距的下调,而非费率竞争本身。在默示串通可能存在的状态下,自相削肉式的价格竞争对任何经营者都无益,这一点经营者比谁都清楚。 在近期的争论中,过去态度僵化的既有支配性经营者采取促进竞争的姿态,而新进经营者却以保守态度强烈反对,这颇为有趣。新进经营者强辩称,把费率这一武器也交到支配性经营者手中无助于竞争环境确立,支配性经营者将利用“掠夺性费率”使新进经营者无法进入市场。 然而在市场开放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新进经营者那套必须搁置费率竞争才能早日确立竞争环境的陈旧“拖延时间”逻辑,现实中已连再适用的时间余裕都没有了。更何况,竞争的确立正是新进经营者应向国民展示的课题。这种“向日葵”式的习惯,为适应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也应尽早扫除。 此外,支配性经营者以价格破坏赶走新进经营者的所谓掠夺性费率的逻辑,在我国通信市场上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因为我国的支配性经营者已不再拥有足以维持掠夺性费率的垄断部门。众所周知,与垄断时代相比,引入竞争之后我国的费率下调幅度反而有所缩小。 结论是,不应再以牵强的逻辑继续拖延费率下调这一竞争效果的可视化。要实施费率自由化,必须伴随《物价安定法》的修订。但由于财政经济院态度消极,能否实施尚不明朗。要使费率自由化通向费率竞争与费率下调,政府必须针对默示串通制定积极的规制对策。届时,费率自由化才能在实现国民期盼的费率下调的同时,也强化应对开放的通信事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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