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5-12 | 박승

特许事业者选定方法/中央大学教授朴昇(松岘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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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政府握有审批权的国策项目在选定经营者过程中所发生的疑云与腐败不断爆出,终于到了动摇国家根基的程度。第六共和国末期曾决定过第二移动通信的经营者,因引发风波而作废。此后新政府上台,将原有的韩国移动通信交给鲜京,第二移动通信的经营权则给了浦项制铁和可隆集团。 去年6月,在个人手持通信(PCS)和企业手持通信(TRS)等7个通信业务领域,共选定了27家新经营者。 另一方面,在广播业务上,1994年选定了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4家地区民营广播经营者,去年进行了第二轮经营者选定,本月底还将按各道内地区选定有线广播经营者。 此类国策项目附带巨大的优惠与利益。视业务种类而定,有的利益达数千亿韩元。因此能否被选为经营者,会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甚至可能改变财界格局。既然如此,企业拼死争夺是显而易见的,各家企业竭力向权力攀附也是理所当然,那么政经勾结岂非无法避免。 因此每逢新经营者选定,竞争都异常激烈,各种疑云不断。但政府坚称审查公正,外界又无法提出反证,只能相信政府的话。 然而果不其然。此次韩宝事件和贤哲事件爆发后才看出,在那些经营者选定过程的每个关口,都存在因政经勾结而生的腐败疑云。目前只有几家企业受到质疑,但能相信其他企业都是清白的吗。 难道能说事先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吗。若真如此,那就是政府连常识性的经济原理都不懂,正好证明其无能。 选定新经营者必须满足两个标准。其一,必须交给有资格切实履行该业务的人。这可称为经济效率原则。其二,作为优惠的利益性收入不应由个人占有,而应返还社会。这可称为社会正义与公平原则。 此处尤为成问题的是利益性收入。它来自垄断,而垄断是国家赋予的。若开放竞争、人人皆可参与,就不会有优惠,也不会有政经勾结。 国家之所以不得不把垄断权给特定企业,是因为业务的特殊性。广播业务或移动通信业务难道能让任何人都来做吗。因此,源自国家赋予的垄断权的优惠性收入,理应归属社会。 问题在于把那份垄断收入交给了取得经营权的个人。若拿到经营权可产生5000亿韩元的垄断收入,那么即使行贿1000亿韩元也要争取,这不是常识吗。 每次选定经营者,政府都夸称进行了公正审查:适用了细致的审查标准,审查委员构成公正,评分严格。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用这种方法或许能一定程度评估业务执行能力,但利益性收入问题又怎么办。 那么今后该怎么做。经过与现在类似的审查程序,先以5倍数左右筛选出有能力良好执行该业务的合格企业,其次以这些企业为对象进行公开竞争招标,把经营权给出价最高者,并将该收入纳入国库一般会计收入。 如此一来,伴随经营者选定的所有问题都将干净明了地得到理顺。为使之制度化,建议立即制定暂称《国策项目经营者选定特别法》。 众所周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是通过竞争招标来选定通信或广播等国策项目经营者的。若以人手去挑选附带优惠的经营者,腐败与败坏是必然之路。只有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即价格竞争来决定,才能保障效率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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