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关注下举行的国会国政调查特委韩宝听证会,一如预料,继首日之后第二天也只带来失望与愤怒。首日听证会被丝毫不见反省之意的韩宝集团总会长郑泰守的虚假证词所愚弄,而8日第二天的听证会则是“我不是负责人,不太清楚”这类推卸责任式证词的连续。这次听证会究竟糟到何种程度,才会让国民失望到提出听证会无用论。即便从部分媒体机构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95%认为郑氏的陈述不可信,反而等于只给郑氏提供了辩解机会(76%),国民的愤怒自然是情感的必然流露。 国会听证会,正如1988年清算第五共和国时所经历的那样,参加听证会的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应当怀有参与重大国政调查的使命感与自豪感。第五共和国听证会未能取得成果而不了了之,正是由于缺乏这种使命感,加之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一味攻击对方,最终成为失败的听证会。 这次韩宝听证会的“主体”是首日的郑泰守与预定于本月25日出席的金贤哲。事实上除这两人之外,其余证人都不过是“羽毛”。从这一角度看,本次听证会的高潮如今已聚焦于金贤哲一人,但若在野党特委委员的矛与执政党方面的盾之逻辑今后继续对峙,听证会的结果不看也知。 因此,这次听证会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目睹首日与第二天执政党与在野党特委委员的护党与攻击对方之举,怀疑论难免占据上风——即这不会是更明确查明韩宝腐败实体、载入史册的听证会,而将成为又一场失败的听证会。 结果,查明韩宝腐败最终又只能依赖检方的重新调查,而已失去国民信任的检方在重新调查中能否给出多少可信的结果,令人疑虑。 本报早已指出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主张引入特别检察官制度,此次再次强力主张引入特检制。唯有站在中立、不偏不倚立场上的调查,才能查清建国以来最大疑案韩宝腐败案,而这也是收拾涣散民心的唯一途径。我们究竟还要为韩宝症候群哭笑到何时。
1997-04-09
再次确认的听证会局限(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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