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检方对韩宝事件的重新调查已将方向定为对不良贷款和项目审批过程中腐败行为的调查。这意味着从原点重新调查,可视为要彻查青瓦台以及财政经济院、通商产业部等相关部门高级公职人员渎职部分的意志。尽管为时已晚,如此确定调查方向仍是幸事。检方对这一部分的首次调查结果,止步于以不良贷款嫌疑逮捕三名银行行长、以外部压力实体逮捕洪仁吉议员、以审批受贿嫌疑逮捕前长官金右锡。银行的贷款惯例再怎么松懈,也没人会相信仅凭一名国会议员的压力就能促成数万亿韩元的贷款。比谁都清楚那是不当贷款的银行行长们,不可能做出无法承担后果的贷款,这也属于常识。 就此,洪议员在该案首次庭审中表示,曾向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韩以宪、李锡采请托贷款。产业银行总裁金时亨和被逮捕的银行行长们在检方调查中也承认曾接到两位经济首席秘书施压贷款的电话,由此可知青瓦台是外部压力的重要连接环节。 数万亿韩元的贷款是需要政策判断的事项。既然并非适当贷款而是极其可疑的贷款,就更不必多言。 无论是银行还是相关部门,为作出这一判断而与青瓦台沟通默契是必然之事。因为须协调各部门利害、辅佐总统执行经济政策的经济首席秘书室,是政策判断中的最终过滤装置。更何况社会普遍认为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室的判断反映了总统的意向,因此一言一语都应慎重。 对银行而言,青瓦台首席秘书说“差不多就通融一下”或“属于国家基干产业应予通融”,没有比这更强的外部压力了。越是可疑的请托越应彻底履行核验义务,而他们却只扮演了传递压力者的角色。而问题爆发时,他们主张对韩宝的贷款是银行自身判断的结果,并以自己从未明确说过要放贷来推脱。当然相关部门也有核验责任,银行的责任更不必说。哪怕其中一处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韩宝事件本可提前避免。 尽管如此,检方在首次调查中并未追究监管机关的责任。对韩、李二人,也以除非他们因打电话收受贿赂否则无法处罚为由而放过。 检方在此次重新调查中必须彻底调查青瓦台首席秘书们拨出施压电话的背景。唯有如此,才能至少勾勒出外部压力实体的轮廓。
1997-03-25
韩宝重启调查的焦点(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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