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统治引发经济危机”/韩国银行独立是必需……对政府要求也应能说“不”/宏观政策须摆脱对症疗法,需要一贯的“框架”/斩断政经勾结,提高企业意愿/技术开发、海外市场开拓等政府支援/中小企业转为尖端产业零部件厂商等分工刻不容缓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司空壹)25日邀请前国务总理南德祐,在首尔乐天酒店翡翠厅主办了以“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运营”为题的特别演讲会。以下为南前总理演讲内容的摘要。 可以说,今天我国面临着总体性危机局面。这最终可归结为为实现民主化与开放化所经历的阵痛,而最近的事态正可视为我们在应对民主化、开放化过程中的真实状况。 那么我们的真实状况如何?过去把民主主义当作反政府手段高呼的政治领导人,既不理解也未实践民主主义。文人政府也把司正、税务稽查、实名制等用作政治控制手段,实行着与此前无异的强权统治。 ○改革意志消失 朝野双方都保守与改革混杂,忙于进行的不是政策而是势力之争,连照料国事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并未致力于自我改革以斩断堪称韩国痼疾代表的政经勾结环节、建设更具生产力的社会,而是一心只顾党派私利。 在安保方面,领导人未能赋予军队使命感或守护自由、民主的信念,军队士气一落千丈。军队对国防与经济发展的自豪感因两位前总统而丧失,却没有能够抚平其创伤的领导人。 对部分公务员而言,腐败违法已成习惯,对工作也毫无热情。公务员在既不懂如何适应民主化与开放化的情况下,又没有可以信赖追随的领导人,工作毫无兴致。 在本应支撑民主主义的国民之间,集团利己主义和撒赖式抗争已经普遍化。所幸媒体在积累自律的力量,比以前朝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前进,但也受到以趣味为主的报道搅乱世道的指责。 以上便是我们应对“民主化”这一历史课题的真实状况。归根结底,我们社会没有中心。也没有真正能够代言、代表引领社会的保守中产阶层的政党。在既无凝聚核心、也失去了前辈指导后辈的权威的情况下,我们社会出现了各自散乱、相互诽谤的局面。 或许可以自我安慰说,这是为实现民主化的过渡现象和阵痛过程。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一局面。对此的答案并非本人应当谈论的,但我认为最终是政治领导力的问题。 关于开放化,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主张,为应对开放导致的国际收支恶化,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如今10年过去,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四高”(高工资、高利率、高地价、高物流成本)“三低”(低效率、低技术、低附加值)依然未得到改善。 ○国际收支史上最差 要解决引发这种四高三低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必须有基础。也就是说,要以政府的宏观及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政策为基础提升竞争力。然而我国政府的政策,包括最近断然实施的金融改革,都不稳定。金融改革今后要耗费多长时间、结果如何,都无法预料。 社会间接资本设施投资进度也相当迟缓,热衷于并不紧急的财政支出同样是问题。比如,与其向中央博物馆拆除工程大量投钱,我认为为首尔市多修一条道路岂不更为紧迫。为提高附加值的技术开发也确实尚未落地。 如果说为了竞争力必须打好经济基础,那么为了创新就必须诱导企业的创造性活动。 创新需要企业的意愿与创造力、先行投资和技术,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经济环境对创新活动并不友好。现在正是斩断政经勾结环节、为企业的过往作个了结的时候。只有在制度上清算过去、重新出发,人们才能安心工作。 我们的薪酬和消费水平飙升到我国经济实绩无法承受的程度,也是国际收支恶化的因素。一般而言,名义收入水平超过生产就会引发物价上涨或国际收支恶化,而在当今这样的开放化时代,国际收支效应必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政府过于乐观地看待形势、仿佛我们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般夸口,这确实也起了作用。 我们的产业结构也是国际收支恶化的主要因素。我们在零部件供应上很大部分依赖日本,形成了进口随出口一同增长的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本应把中小企业重组为零部件生产企业,但80年代这项工作未能系统而统一地推进,中小企业因此不断倒下。 因此,为重建经济,首先必须全力推进中小企业重组。通过把中小企业重组为尖端产业的零部件生产企业,我们才能挤入全球分工编排的进程。考虑到过去兴起纺织和制鞋等产业的我国中小企业的技艺与潜力,可能性是存在的。 ○须降低经济增长率 那么改善国际收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首先必须降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我们应把此刻当作反省过度薪酬与消费、端正姿态的机会。 此外,政府应通过鼓舞企业意愿、支援创造力与先行投资、技术实力和市场开拓来诱导创新。当然有受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规范制裁之忧,但间接支援是可行的。 还必须进行金融改革,以纠正因韩宝事态暴露出的金融产业弱点。为此要建立整理不良债权的机制,使银行的财务报表正常化。虽然海外对韩国的信任度已在下降,但银行监督院应出面毫不夸张地掌握、分析韩宝事态的损失,沉着地逐步解决问题。 要克服我们这样的经济现实,经济运营方式必须改变。 首先,今后现有的政府角色将受到诸多制约。随着信息化、民主化、全球化推进以及社会多元化,对政府能力的挑战将更加强烈。因此政府要解决某个问题,就必须经过讨论向国民告知、说服并求得理解。此次劳动法修改问题也源于未经过这样的讨论过程。 ○将管制与干预最小化 此外,政府应在明确的原则和标准下解除现有管制。本人提出的管制标准是:▲该管制是否限制了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 ▲是否无法以市场演进的方式解决 ▲管制是否有引发腐败的余地 ▲是否为了惩治少数人的过错而管控善良的大多数 ▲管制是否具有实效性。 另一方面,政府要做的事今后会更多、更难。政府应做的是:▲摒弃干预或管制,维持宏观经济的健全框架 ▲切实推进政府事业 ▲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障碍。为此,各部长官不应停留于单纯的行政官僚,而需要脱胎换骨为经常与社会利益集团、媒体、国会打交道并贯彻政府政策意志的具有政治性的行政官僚。 特别是在宏观政策方面,我国因过去特殊的统治结构,一直停留于缺乏综合性和一贯性、以对症疗法为主的政策。若有宏观经济的框架,包括物价上涨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或至少被削弱,但政府却为了按总统指示做“点什么”而只使用零碎的对症疗法。结果,过去30年间经济的框架逐渐消失,在只反复对症疗法的恶性循环中,损害都回到了国民身上。 现在我们也必须使宏观政策运营先进化。也就是说,必须建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牢牢把握宏观框架的制度性装置。而宏观政策的框架中,货币信用政策占据大部分。这最终凸显出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必要性。 比如,德国的典范性经济正是因联邦储备银行才得以实现。即便不看德国的情况,强化中央银行并实现法律上的独立也是世界潮流。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提出了欧洲各国中央银行须满足独立性标准。这一趋势源于人们认识到中央银行对稳定货币价值的重要性——过去20年的通胀归因于货币政策松懈,且有统计显示,在拥有能够拒绝政府配合的中央银行的国家,通胀率较低。 ○领导人的选择至关重要 就我国而言,韩国银行成立以来任满任期的总裁仅有4人,这一事实反映出无法实施一贯货币政策的现实。我确信,若不摆脱这种现实,健全的经济增长将很困难。此外,为此韩国银行行长应确保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度的政治中立性和独立性。 最重要的正是领导人的领导力。在民主化时代,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弹、在野党的策略、媒体两面俱非式的批评,政策确实难以顺畅推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强有力的领导力也能使变化成为可能,这从日本的吉田茂等世界诸多领导人的事例中可以看出。 尤其认为我们能从日本领导人身上学到很多,是因为日本战后的混乱远甚于我们当前的现实。当年虽引起巨大社会争议却贯彻了自身主张的吉田,如今在日本被评价为战后最伟大的领导人,正如此例所示,领导人所需要的是信念与热情。 不幸的是,当前我们社会对政治领导力的不信任十分弥漫。包括劳动法问题在内,政治领导人应避免无原则的妥协,表明自己的信念并具备贯彻该原则的热情。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总统这一社会凝聚核心动摇,导致民心四分五裂。当然这并非总统一人的问题,但总统应努力重新成为国民的凝聚核心。 如今国民的关注集中在今年的大选上。我们能否克服这一危机,取决于迎来谁作为领导人。不论古今中外,领导人所需的资质可归纳为7项:▲对自身为国角色的认识及对此的热情 ▲整体把握问题并辨别重要性的见识 ▲把人才配置到合适岗位的能力 ▲统领能力 ▲以信念为基础说服国民的能力 ▲决断能力 ▲清廉与德行。要遇到兼具这些资质并能成就大事的领导人很难,但我国国民应带着这些条件进行大选。
1997-02-26
前总理南德祐特别演讲/“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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