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2-19

经济部门是外人吗(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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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总理李寿成18日在临时国会国政报告中表示,就劳动法修订及韩宝事件,深感政府责任。据悉,李总理此前也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政府责任,并曾表明辞意。李总理所说的政府责任,可理解为政治与道义上的责任。然而在同一个政府内部,经济部门的官员想法却完全不同。他们主张韩宝事件与自己无关,对此也一无所知。与总理相比,经济部门高层官员的责任具有法律与行政责任的性质,这一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即便如此,主张政府没有责任也实在荒唐。为产业健康发展进行指导与监督,本是政府的职责。 然而在韩宝倒闭的政策责任问题上,经济部门相关人士口径一致:政府没有过错。贷款是银行自主判断作出的,贷款发放当时项目也有可行性,最后倒闭也是因为短期金融公司大量转让票据、银行无能为力。韩宝倒闭后,经济官僚一直持这种逻辑。 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李石采将其定义得更“精致”:“这是自由化过程中官僚放手、出现权力真空而发生的事件。”但同样不得要领。意思是因政府放松管制而发生,可政府究竟放松了管制吗?还是说只对韩宝放松了管制?这与政府在三星集团进军汽车产业、现代进军制铁产业受挫过程中所展现的做法相去甚远。 这实在是方便的解释。即便意图是为了逃避法律与行政责任,主张韩宝倒闭中不存在政策失误也只是强辩。 官僚主义的典型积弊,据说是绝不承担责任或尽可能回避责任。从现职官僚立场看,或许会抱怨自己并未直接参与,为何要承担责任。但要推给前任的责任也不容易。他们或许也会主张这是官员无从介入的巨大政治腐败案件。然而,如果主管官员不知道韩宝背后是谁,那么在大韩民国就没有人能知道韩宝的背后。因此,官员“我不知情”或“与韩宝无关”的主张本身就是疑点。 政府的责任所在必须查明。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检方也推脱说对政策失误的调查不属于自己职责,但与查明外部压力实体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查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合理,才能防止此类事件重演。在外部压力实体未能查明、只揪出几根羽毛就让案件被掩盖的情况下,不追究政府责任而草草收场,是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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