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1-27 | 박승

应调整开放速度/中央大学教授朴昇(松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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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政权果断选择开放之路,从大方向看是做对了。但再好的政策,如果事前准备不足、节奏调控失当,也可能自招灾祸。我国的开放政策正属于这种情形。因为当前所遭遇的经济困局,直接或间接都与开放政策相关。 有关金泳三政权政策失败源于“冷热水式”政策运作的批评甚多。意思是没有依照一贯而周密的长期构想及其时间表推进国政,而是按照当时的需要和直觉作出决定,开放政策也可以说是如此。 执政初期的政策基调是封闭的。曾承诺绝不开放农产品,对进口开放以及金融、电影等服务开放也持否定态度。当时主张开放的人甚至被斥为反社会人士。 然而在“乌拉圭回合”这一外部压力下转向开放之后,却像是开放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一般强力推进。急于加入经合组织便是一例。但由于在国内准备不充分的状态下未能调控好节奏,从开放的损益表来看,收益尚远,冲击和负担却立刻涌来。 以日本为例,金融和服务开放等开放政策自60年代起分阶段推进,才走到今天,而我们却把同等水平的开放在短短几年间以暴雨式方式强推。 开放准备不足,农业和中小企业当下所遭遇的现实即是证明。农村的荒废和中小企业的倒闭,构成了可概括为低增长、高物价、对外逆差的经济困境的底色。若农村和中小企业困难,大企业和重化工方面本应相应获得开放之利,可这一方面不也被高成本低效率束缚而步履蹒跚吗。 随着进口开放,各种奢侈性消费品涌入,人们纷纷兴奋地出国旅游,消费被模仿。国内价格被破坏,一方面国内产业倒下,一方面消费被助长。这些都导致过度欲望和过度消费,也为国际收支逆差添了一份力。 不过考虑到急剧变化的国际秩序,这也可视为无可奈何的选择。从这一点看,也可以算作不得不支付的开放成本。只是留下一份遗憾:难道不能更慎重地调整开放的速度和方式吗。 然而急急加入经合组织,结果使本已艰难的我国经济自缚手脚。虽已成过去话题,但加入经合组织时机不佳,本应推迟几年作为下个世纪的课题。 如今劳动法令全国喧腾,究其原因,政府之所以如此急于修改该法,以及因该法而受到国际机构的围攻,都与加入经合组织有关。 加入富裕阶层的社交俱乐部如扶轮社或狮子会,就得遵守相应水准的规则和惯例。既然加入了发达国家的社交俱乐部经合组织,要求允许复数工会、教员与公务员团结权的声音自然难免出现。 金融改革问题同样如此。金融改革无论由谁来做,终究都是必须完成的课题。但之所以不得不急促推进,其缘由与加入经合组织有关。一旦加入经合组织,就必须敞开金融门户。发达国家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已在准备大举进入,极其脆弱且不良的国内金融机构还能撑得住吗。 当前我国经济最核心的课题是守住国际收支。必须认识到国际收支问题如今已站在悬崖边上。国际信用动摇的征兆已经出现,加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在海外发债也开始变得困难。若要守住国际收支,开放速度也理应调整。 必须探究为何日本、中国、台湾等对美国保持巨额顺差,唯独我们出现巨额逆差。同时也要探究为何在对美经济外交方面只能单方面处于守势。 应尽快着手在金融、建设、服务开放,海外留学与海外旅游,以及商品贸易等各方面,在今后2至3年内过渡性地放慢并调整开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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