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在于再就业而非养老金等收入补偿/抵押贷款的加息上限也应提高——以结构性萧条和金融市场开放为契机,被视为削弱产业竞争力主因的利率下行稳定方案正成为最大议题。在此背景下,韩国经济研究院23日举行以“利率下行稳定方案”为主题的讨论会,提出了政策方案。现将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投资的低效率◁ ▲南周河 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 韩国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70年代末大幅下降后,80年代呈现0.13的稳定走势,但低于日本的0.16~0.17和台湾的0.2左右。特别是比较收入水平相近时点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我国明显低于日本或台湾。 韩国实际利率高于台湾或日本的原因,也在于资本边际生产率(投资效率)偏低;尽管韩国的资本分配比率高于台湾或日本,资本边际生产率却偏低,是因为资本产出系数大幅下降。 我国资本边际生产率偏低的原因在于,在总资本形成中,相较台湾,住宅用建筑比重较大,而机械类构成偏低,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此外在韩国,设备投资增加会直接带来金融费用上升,从而相应减少投资诱因。 因此,为稳定利率,应将投资效率置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位置,引导以机械类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并尽可能抑制对住宅用建筑的投资。此外还需要家庭持续增加金融储蓄。为此,认为政府在持续稳定住宅价格和减少课外教育支出方面的政策极为关键。 特别是在开放经济下,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相关性较低,因此用资本边际生产率而非实际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利率的替代变量更为可取。 ▷市场开放与金融政策◁ ▲郭承永 美国霍华德大学教授 资本市场开放可通过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和降低金融费用,对整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大规模海外资本流入会引发通胀压力和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恶化经常项目收支。若国内利率高于国外,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更为显著。因此,在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找到既维持当前增长速度、又将利率降至国际水平的适当宏观政策组合,是重要的政策课题。 本人以1980~1995年的资料为基础,对韩国经济适用开放型宏观模型,对引进外资带来的各种冲击进行了量化,结果显示最理想的政策组合是政府支出减少相当于GDP的2%,货币量增长2~4%。 特别是模拟实验结果确认,降息的关键并不在于通过货币政策额外提供多少流动性,而取决于政府支出的减少。政府支出越少,即政府储蓄越多,国内利率将不是暂时地、而是永久性地降至国际利率水平。 ▷财政效率化方案◁ ▲金宽泳 汉阳大学教授 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部门的低效率通过承担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低效率,起到了推高利率或延缓利率下降的作用。为实现高效的财政管理,首先应整合已超过中央财政60%、设立过于杂乱的各类基金。 首先应在划分公共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基金合并撤并方向下,将其他基金纳入其中,谋求高效的基金管理。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我国财政结构性、刚性赤字因素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也须改善。为此,为降低中央的财政负担、确保财政健全性,调整养老金缴费率是紧迫课题。此外,在提高缴费率的同时调整给付待遇制度,应从通过养老金给付进行收入补偿性支援,转向支持退休后再就业等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源政策。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人力费、国防费、地方转移支付等刚性经费比重偏高也是问题。为削减刚性经费的代表性项目人力费,应考虑放松管制及办公自动化,调整公共部门的人员规模。同时应将过度细分的预算科目加以合并撤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机关首长灵活运用经常经费,以谋求节约不必要的经常经费。 ▷提高银行生产率 ▲郑智万 祥明大学教授 我国银行业正处于提高金融中介效率的过程中,但在质和量上竞争力仍落后于发达国家银行。 我国普通银行的收益性进入90年代呈恶化趋势,这是因为银行的资金筹措成本上升。人力费负担过重,且存在相当部分不良贷款。此外,作为无收益资产的现金与存放款项持有比重偏高、各类出资金过多也是收益性恶化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的对策,第一应为提高银行人力效率,强化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与训练。应引导银行扩充信息生产及信用分析能力,以防止不良贷款和有价证券投资损失;通过强化监管职能,建立针对不良发生的早期预警体制和信息披露制度;为强化银行的信息分析能力,应纠正抵押贷款惯例,并为扩大信用贷款提供诱因。在进行抵押贷款时更严格地限制加息上限,而对纯信用贷款则放宽加息上限。 为促进银行大型化,有必要提高收益性并放开增资,但考虑到股市条件,应为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扩充补充性资本创造条件,同时也需要尽早大幅下调偏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最后,应放松对银行业施加的歧视性管制和过度管制。应放宽显性与隐性管制,使银行能够开发新产品和金融技法并展开健康竞争,从而使实质性的金融自由化得以确立。
1997-01-24
“紧缩是利率下行稳定的捷径”/韩国经济研究院主办“利率稳定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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