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2-19 | 박대근

汇率上升就这样可以吗(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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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大根 汉阳大学教授/人为贬值得不偿失 为恢复价格竞争力所必需/萧条源于结构性因素而非汇率/只会引发物价不稳、外债负担与外资流出近来出现一种主张,认为为减少出口竞争力恶化与经常项目逆差扩大,即使通过当局的市场干预,也应使韩元币值比目前大幅贬值(汇率上升)。包括贸易界在内的民间经济界人士主张,由于日元持续走弱,与日本存在竞争关系的我国主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竞争力处于劣势,出口低迷加深,因此足以抵消日元贬值幅度的韩元贬值不可避免。而学界部分人士则反驳称,当前我国经济所经历的出口低迷与经常项目恶化,其原因源自根本性竞争力削弱,因此大幅韩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反而会超过预期效果。本文通过专家来稿整理双方论点的框架。 近期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一言以蔽之,可视为我国经济所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叠加日元走弱、世界经济衰退、半导体价格下跌等一时性因素所产生的现象。 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首先可列举“高成本·低效率”。此外,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不力导致的出口竞争力削弱以及偏重部分行业的出口结构也成为问题。 在进口方面,依赖进口的设备投资及生产结构依然维持原样,出口好时进口也随之增加,出口不佳时一定水平的进口仍持续发生,这种刚性进口结构未能化解,也是经常项目恶化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近期经常项目逆差扩大源于根本性、结构性因素而非汇率因素,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通过韩元贬值改善经常项目必然存在局限。无视这些原因、试图通过人为提升汇率谋求经常项目改善的政策,无异于给贫血患者开出高血压治疗药的处方。 相反,若汇率大幅上升,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比经常项目改善效果更大,具体如下。 首先,汇率上升会直接推高进口消费品价格。不仅如此,原材料及资本品等生产资料价格也会上涨,这将抬高使用这些进口生产资料所生产的国产品制造成本,从而放大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效应。 据专门研究机构分析,汇率上升1%,消费者物价将上升0.1—0.3个百分点。物价上涨会带动工资上涨,若再加上汇率上升导致的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产品的制造成本也会上升,因此即使汇率上升,实际下调出口价格的空间也会缩小。 此外,汇率上升会加重政府与民间企业所承担的外债偿还负担。截至6月底,我国净外债为243亿美元,因此汇率每上升1韩元,以韩元折算的外债偿还负担就增加243亿韩元。 政府外债偿还负担增加,在税收一定的情况下会恶化财政状况。而民间企业外债偿还负担增加,则可能促使企业为防止盈利性恶化而提高产品价格,进而导致物价上涨及出口竞争力下降。 考虑到年底前的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今年年末净外债将超过300亿美元,汇率上升带来的外债偿还负担增加及其连锁效应将更为显著。 汇率上升更令人担忧的严重副作用是,一旦汇率急升,流入国内的海外资本有可能转为流出。 海外资本基本上是为在国内运用资金获取收益而流入的,汇率上升会使以海外货币折算的金额相应减少,投资吸引力随之下降。 况且,若像今年这样汇率涨幅接近9%,即便考虑到国内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实际收益率也有可能为负,投资吸引力将进一步减弱。 再加上流入海外资本的最大投资场所——股票市场也持续低迷,成为汇率再度急升时加大海外资本转为流出可能性的因素。 若海外资本转为流出,即使程度不至于如墨西哥事件,我国金融·资本市场也显然将经历相当程度的动荡。 综合以上分析,为改善经常项目而应进一步促使韩元贬值的主张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当前我国经济状况及经常项目逆差的原因来看,物价上涨、外债偿还负担加重以及海外资本转为流出等韩元贬值带来的副作用超过其收益的可能性更大。 真正的价格竞争力源自生产成本,而这只能通过提高生产率、维持适当水平的工资与利润率等努力来确保。忽视这些本质环节,仅通过变动汇率这一表面因素来获取竞争力的尝试既不可取,也难以取得最初期望的效果。 为改善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经常项目课题,最重要的是对其原因有正确认识,政府与企业合力,以耐心持续推进适当的应对之策。 从企业角度看,即使短期内较为艰难,也需通过经营效率化、技术开发等持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致力于长期竞争力的增强。 同时,政府也不应只依赖简便的汇率政策,即使不受欢迎,也应根据经济形势通过维持低增长、抑制消费、缩减财政赤字、削减进口相关融资等方式努力克服难关。与此同时,还需并行推进强化税务行政,阻断基于不劳而获收入的奢侈消费及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从而引导全体国民消费健全化及储蓄增加。 在此过程中,汇率应尽可能稳定运行,这自不必多言。 ◇简历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李熙洙 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从改善经常项目角度看应进一步上调/期待抑制消费品进口、国产替代等效果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收缩阶段与结构性因素叠加的复合型萧条中陷入困难。 从当前经济性质与走势来看,主流预测认为我国经济在明年下半年也难以期待自发性的经济反弹局面。 1980年以来十余年间的经济周期,除200万套住宅建设期间外,大体与出口景气变动同步。 更何况,我国出口在高度依赖价格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结构下,一直受到汇率相对变动的巨大影响。 第三季度中,出现了1990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以美元计价出口绝对额下降的情况。部分品目尽管出口数量增加,却因单价下跌而陷入困境,这是事实。 然而,与去年认为竞争力丧失只是部分产业现象、担忧景气两极化的时候不同,如今产业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价格竞争力正在整体丧失的判断正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 因为经常项目逆差超过GDP的4%、外债总规模估计达1100亿美元等,对外失衡急速恶化,反映出整体竞争力的削弱。 然而中长期而言,汇率应反映货币购买力,汇率水平高低可依据经常项目均衡加以评价。 在短期改善前景不明的情况下经常项目逆差不断累积,是因为韩元汇率被高估。 回顾来看,在去年转为升值基调之前的十余年间,韩元对美元币值尽管80年代初国内物价相对稳定,仍连续5至6年持续贬值,达成广场协议的1985年年末汇率为1美元兑890韩元,期间贬值率高达84%。 由于1986年出现史上首次经常项目顺差,1988年录得680韩元,三年间升值达30%,此后经历平缓贬值,1993年以后再次升值。 虽历经曲折,1985年以来十余年后的当前,韩元币值对美元约升值5%左右。 另一方面,过去10年(1985—1995年)间美国消费者物价年均上涨3.5%左右,韩国上涨5.8%。 尽管平均每年购买力多下降约2%,但在当前时点仍可判断韩元汇率被高估。 仿佛反映这一状况,进入12月后韩元对美元汇率较快贬值,达到840韩元区间。但要充分反映上述购买力差异,仍需进一步贬值。 通常以“高成本·低效率”为象征的诊断与处方只能是中长期性质的,在近来这种对外失衡急速加深的过程中,它们不过是迂回且效果有限的替代方案。 例如,相对于竞争国工资成本水平较高是现实,但随着景气放缓工资涨幅有所下降尚可,削减工资绝对额却是不可能的。 实际利率负担方面,从今年一年的降息努力及其结果来看,短期内也难以期待利率显著下调。 即工资与利率是由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供需机制决定的价格变量,属于需要制度改善以促进市场功能的中长期课题。 在当前这种令人担忧经济收缩阶段长期化的阶段,所需要的可以说是短期政策方案。 当前我国经济的困难在于经常项目逆差扩大及出口低迷导致的景气水平下降,若关注必须以贸易顺差弥补结构性扩大的贸易外收支逆差这一必然性,那么在短期内纠正国内高要素价格与进出口商品国内外价差的方法,即通过汇率调整、亦即韩元贬值来尝试需求转换,可以说是有效的。 韩元贬值可降低国内要素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从而提升价格竞争力,同时提高出口商所获得出口商品的韩元计价价格,使产业得以恢复竞争力。 与其从因汇率扭曲而国内价格偏低的进口产品中追求消费效用扩大,不如通过提高韩元计价出口价格谋求贸易收支均衡,在贸易逆差扩大的局面下这理应是必要的政策方向。 特别是在出口减少之时进口却未放缓的当前状况下,通过汇率调整恢复对外均衡更具说服力。 韩元贬值不仅会提高进口消费品及原材料、中间产品价格从而抑制进口,还可期待提高在韩元高估下依靠进口填补的廉价中间产品与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从而促进国产替代的效果。 当然,对于原材料、资本品乃至资金都高度依赖海外的我国经济而言,韩元贬值导致的国内物价上涨与外债本息偿还负担增加不可避免。 但这应被视为在纠正国内外物价扭曲过程中我国经济必须承担的成本。 对于筹措低息海外资金的企业而言,应将汇率风险对冲成本作为金融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不对冲汇率风险而筹措海外资金,结果就是汇率投机。 ◇简历 ▲西江大学经济学系 ▲美国马里兰大学附设产业预测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西江大学经济学博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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