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2-18 | 최연홍

重病经济/崔连洪 首尔市立大学客座教授(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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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制过多 经济困难,人们说此前享受繁荣的经济正在下坠。经济界人士希望通过控制工资总额,使经济不再继续下滑。6%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算下坠的经济。 但如果9%增长的经济下降到6%,就会感受到“坠落”的冲击。问题在于市民预期还会坠入更深深渊的心理与恐惧。 需要多种处方来挤掉泡沫、抑制过度消费、提高生产率。就此,笔者想提出如下处方。 金泳三政府高呼改革,果断实行了金融实名制、房地产实名制,其结果是把两位前总统送进监狱。然而管制经济的法律、总统令、施行令等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着。总统谈非管制的经济,但实际的官僚世界毫无变化。 总统的意图尚未传达到经济官僚,尤其是财经院。安于现状、一动不动的官僚正反映了这一现象。总统树立改革典范,并不意味着官僚们也会做出榜样。 解除管制须由国会来松绑,总统令、施行令等则要由总统与副总理逐步修改。 当然,韩国的状况无法让经济完全自由化。DHL在例外情况下运营,这就是一个例子。 地方自治团体不能到纽约华尔街去引进低息借款。这也是一个例子。至今仍有太多不必要的金融、财政管制。 虽说1998年会更加自由,但经济界人士中有人批评经济官僚的行为与以前一模一样。谁都不愿放弃既得权益。 工资总额管制有助于阻止物价上涨。但这个国家多数劳动者无法享有那么宽裕的生活,冻结他们的工资是勉强之举。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对这个国家20万至30万的过度消费人口适用33%以上的所得税率。奢侈品的销售税率也应再上调15%至20%。 ○冻结工资是勉强之举 认为仅凭货币政策就能控制物价的理论也很有力。应当追问韩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做出了什么贡献。保持良好声誉的韩国银行应自省:是否对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做到了万全。应当认识到,美国的经济稳定源于联邦储备银行的作用。 经济副总理韩升洙作为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历经经济内阁各职的政治家,似乎依赖经济循环理论,持政府该做的事极其有限的立场。当然企业该做的事多于政府该做的事,但他理应采取凯恩斯式经济学家的立场。在此危局中,亚当·斯密式的立场或路径听来像是逃避责任。他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方向的“韩国号”船长。 曾说韩国政治是三流、韩国企业约为二流的某财阀集团掌门人,如今应自问韩国企业是否还算二流。韩国企业曾比韩国政治高出一两手。 但面对今天的经济萧条,我想问:大企业是否已丧失正确观测未来的能力?能够看到20年或30年之后的能力是绝对必要的。若不具备冷静判断韩国企业优势、劣势、挑战与机会的未来预测能力,韩国企业就无法在世界上竞争。 ○须培养未来预测能力 如今不会有大企业把韩国当作市场。不与世界竞争,大企业无法生存。 许多企业在建立圆满劳资关系上也失败了。 对被剥削工资时代的不满催促了高工资,并使我们丧失生产率与竞争力,但劳总与全经联应当建立有人性的劳资关系,追求国家利益。工资提高之际,劳动者应自问是否相应提高了生产率,经营者也应自问为提高生产率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曾经贫穷生活的韩国人如今出国如串门,却高喊《美国也没什么了不起》,这种傲慢应当反省。若放眼世界后真判断出“美国不过如此”,那我国如今就不会遭遇这样的经济困局。 美国评论称已成功进入韩国市场,并批评政府的抑制过度消费政策违背自由贸易主义。美国福特公司也曾宣布今年将汽车销量提高到1万辆的计划。 ○摆脱对美低姿态 抑制过度消费不是政府的事,而是消费者的事。但对进口奢侈品课以高销售税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税收政策美国也在使用,因此没有理由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没有理由因贸易压力而下调对过度消费者征收的高销售税。 自由贸易主义并非为了让一国经济走向破产而设立。美国对日本、中国每年录得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却连“贸易压力”都无法施加。然而对在对美贸易中出现逆差的韩国,却持续施压。 真是令人发笑的国家。即使美国部分守护着韩国的安保,我们也没有理由再受压力。 在世界经济困难之时,我们应通过果断推进国内环境投资、城市再开发事业来活跃经济,我相信也会如此。唯有如此韩国经济才能存活。 在这忧郁时期,必须无所畏惧地培养预测未来的能力、把经济做向世界。反向利用不景气的智慧与勇气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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